值得冒险吗?

【作者】:戴夫·罗伯里斯


  一
  1961年,我18岁,已有一年左右的登山经验,盖白的登山经验还不到一年。那天我们已经爬上烙铁岭约180米,全程还剩四分之一。尽管可以钉铁栓的地方太少,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这次登山是由盖白领头。他按一个角度朝上爬,转向左方,找不到可钉铁栓的地方,转过一个角落就不见了。我在等待。绳索没有动。
  “情形怎样?”我大声问。”
  “等一等。”盖白急躁地回答,“我在找一个‘确保’。”(注:所谓“确保”,就是找个固定点,钉入铁栓,把绳索系在上面,使自己处于安稳的地位,并能承受登山伙伴的重量。)
  最后,“找到确保”的信号传来了,我开始往上爬。足有35米长的一段,盖白没能钉上铁栓;因此我往上爬的时候,绳索在我的左方悬垂成为一道长弧。我用力拉扯,绳索开始把我往旁边拖,我赶快退回来,绳索却绊在15米以外一块朝下伸展的石片下面。我再用力拉绳,又大声喊叫,要盖白也从他那一头拉。我们努力的结果,徒使绳索卡得更紧。
  “你的‘确保’怎样?”我问看不见的盖白。
  “不太好。”
  在我和那讨厌的石片之间,有15米宽的石板。我想我必须爬到石片那里去,那怕要把绳索的松垂部分盘绕成许多圈,也只好如此。我大声喊叫,告诉盖白我现在要怎样做。他同意了。
  我解下身上的绳索,尽量盘绕成许多圈,然后把绳索的一端抛下,让绳索越过那块石板,能使绊住的那段绳索松脱。然后我很小心地爬上小岩突,坐在那里。
  盖白这时在我的下面,距离很近,但我仍看不见他。
  “绳子依旧绊在那里,”他说,“我想我可以爬回去,把绳索拉开。”
  “你真要这样做吗?”
  “看起来情形还不太坏。”
  我等待着。等了很久,还看不见盖白,这使我心中的忧惧陡增。突然,传来盖白得意的声音:“我把绳索拉开了。”
  我的忧惧顿时消除。他既然能爬到下面绳索绊住的地方,就可以再爬上来。我想起他的急躁心情,吩咐他说:“把绳盘好。”
  “不必,我只要把绳搭绕在身上就行了。我可以一直爬到你那里。”
  他的这个决定令我莫名其妙。不过盖白就是这样,很冲动,爱凭预感行事。时间又一秒一秒地过去。
  “情形怎么样?”我叫嚷。
  隔了一会儿,才传来盖白显得有些紧张的声音:“我刚爬过一个难爬的地方,现在容易些了。”
  他距我非常近,可是自从他领先转弯绕过去之后,我一直没见到他。
  跟着我听到轻微而清楚的衣服摩擦岩石的声音,随即传来盖白的惨叫声:“戴夫!”
  我猛地一跃而起,急呼“盖白!快抓住点东西!”他虽然滚落得离我越来越远,可是我仍听到他在喊:“不行啦,哎呀,不行啦!”
  盖白的身体开始被岩壁撞得弹起再落下,弹起的距离一次比一次远,然后又头朝下碰到无情的石板上面,最后由砂石岩把他抛到树梢上。
  我站在那里,疾呼求援。平顶山小径上的人声随着微风飘传过来——“我们就来!”有人喊道。
  “他在树上!”我大声地喊。
  我坐下,心里在想:坐在这里等人来救吧。他们可以由后面爬上去,从顶上放下一条绳。我想出这个好主意之后,就站起来朝着顶巅爬去,慢点,我告诫自己,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跑。到了顶巅之后,我从后边朝下爬了25米,到达地面。
  “他在哪里?”一个样子很凶暴的徒步旅行者问我。
  “在树上!”我喊道。
  我们都象觅食的动物一般各处搜寻。最后有人遥喊道:“找到了。”
  盖白脸朝下平躺在那里,四肢七扭八歪,血染的绳索仍像茧一般缠绕在他身上。牛仔裤的臀部已经扯掉,露在外面的半个屁股刮得血肉模糊。我想走上去摸摸他的身体,但是两只脚不听使唤。我坐下哭了起来。
  二
  那年秋天,我进了哈佛大学。但我对盖白的事,一直讳莫如深,原因何在,至今还不明白。每次回想到我们在烙铁岭的情景,心里所感受的不仅是恐惧,还有内疚和困窘,仿佛自己犯了道义上甚至行为上的过失。
  不过我还是积极地参加登山社的各项活动。我生平的真正抱负是攀登阿拉斯加山脉。那年春天,有一阵子,我摆脱了整天萦绕心头关于登山的意念,觉得心声警告自己:“戴夫,这样的一次登山,你可能把性命送掉。”我停下来,把自己的生命估量一番,然后神志清醒地答复自己说:“这是值得做的。这个险值得冒。”
  3月的一个周末,麦特和我率领一个攀冰队,去攀登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山。队里两位最有经验的攀登者是克瑞格·麦里修和丹·杜狄。前者是一位研究生,曾攀登过安第斯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后者是一位安详而思虑周到的电影制作人,最近参加过攀登额非尔士峰的美国大登山队。克瑞格的妻子桑黛也和我们同行。
  麦特和我分别领导两个绳队,率领一些新手爬上欧代尔斯雏谷,并费点时间教他们登山的方法。中午前后,我们听见有人在谷底高声喊叫。“有人呼喊求救。”我向麦特高声喊道。
  我赶紧用下降套索沿着陡峭的山坡下去,到了谷底。我遇见一个人告诉我说,他看见个像是“一捆破布”的东西从他旁边滑落下去。他知道那是几个人的躯体,据他判断,那些人是从尖峰雏谷掉落下来的。尖峰雏谷正是丹和克瑞格攀登的地方。
  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丹受的伤最厉害,头颅有一大块裂开,他的血仍有余温,但我肯定他已经死了。我觉得克瑞格似乎还有微弱脉搏,于是为他止血,并实行嘴对嘴的人工呼吸。随后麦特到达了。察看丹的情形,其他的人都来帮忙。5分钟之后,我知道他们两人的伤势都太重,根本无法挽救,他们失血太多了。。
  有一会儿我抬起头来,正好看到克瑞格的太太桑黛被一个和她最熟识的登山者拦住去路。她听到这不幸消息时脸上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我也清楚记得自己当时所得到的启示——我从没体验过如此深重的个人损失。
  三
  在以后的几周中,我们举行一次追思礼拜,并对于费解的肇事情况作了几次很长的讨论——在丹和克瑞格之间的绳索上,曾经发现有一个冰螺钉松了。我决定不让这次意外事件影响我攀登亨廷顿山的初衷,现在距离预定的攀登日期只有3个月了。丹和克瑞格之死使麦特受到强烈的打击,但我们仍继续进行原定计划,并邀艾德参加。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我们终于攀登亨廷顿山了。7月29日到30日的夜里,我们整夜奋力前进,横穿过刀刃般锋利的高山脊,在黎明前的寂静时刻站在顶峰。就在12个小时之前,麦特和我曾濒临死亡的边缘,几乎送命。虽然我们都受了瘀伤,麦特还掉了一个冰爪,我们依然继续往上爬,设法同艾德和唐会合,共同朝着顶巅奋进。
  午夜时分,也就是在到达顶峰的19小时之后,艾德和我站在顶峰下约450米的一块凸出的岩石上面。我们的帐篷太小,容不下4个人,因此他和我自告奋勇继续下山,到下面较低处的一个营地过夜,麦特和唐则等好天气的日子下来。在朦胧的光线中,艾德和我准备下降套索、铁栓、固定绳和把那些绳索绑扎的结都缠在一起,而艾德正在这堆东西之间系上一个长椭圆形的扣环。然后他扣好我们的绳索,把绳索往后拉一拉,看看是否牢固。只听到一个刮擦的声响,又看到一些火花(他的冰爪在岩石上擦过),他就朝后从半空中飞落下去。他撞在近20米的坚冰上面。像上次在烙铁岭一样,我高声喊道:“快抓住点东西,艾德!”但他的跌势不止,从陡峭的冰坡上迅速地往下滑,翻过悬崖掉下去,看不见了。
  我大声喊叫,回答我的只是一片寂静。他必定死了。
  我设法下去,回到空帐篷里。以后的两天,我都是一个人独处,急切盼望麦特和唐平安归来,又担心他们或许也死了,我用安眠药片麻醉自己,并思索究竟毛病出在那里。唐和麦特终于来到,我不得不把艾德的事告诉他们。我们在猛烈的暴风雪中,爬完最后一段下山行程。那是我生平所经历过的一段最艰苦最惊险的爬山。
  我回到丹佛,开始进研究院攻读。这时我生平第二次郑重考虑以后放弃登山。我才22岁,已经目击3次严重山难,4个人丧生。艾德的父亲来过几封信,都写得很吃力,字里行间流露着我从前在他面容上所看到的沉重而绝望心情。但我觉得,那些信中“值不值得冒险”的问题,不是单凭自己扪心自问就能回答的。
  可是在世间任何其他地方,连在充满相亲相爱气氛、安乐窝般的小家庭里,我也不曾感觉过像爬山时那么纯粹的快乐控制着我,把我像小狗一般耍弄,驱使我和同来的人们站在岩石嶙峋或冰雪遍布的高处,俯临前途未卜的挣扎,面向近在咫尺的青天,高声夸耀我们的得意。
  在那时刻,登山是值得的。
  登山是一桩乐事,是人生一件美好的事情。当然有危险,但我知道那危险是值得一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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