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史学

计量史学在本世纪60、70年代风靡欧美各国,后来又波及了整个世界,它最大的特征就是运用自然科学中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定性分析主要研究事物的性质,传统史学实际上就是运用定性的方法。因此,计量史学出现的本身就是对传统史学的否定。

计量史学在西方大约萌芽于19世纪末,这主要是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统计学的发展,1851年在欧洲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统计学会议,19世纪90年代又成立了国际统计学会;二是统计学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1882年,德国学者伊纳马·斯坦格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历史与统计学》,这是最早的关于计量史学的著作。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进行历史计量研究的尝试,特别是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年鉴学派起了突出的作用。5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的研究重心从欧洲转向北美,应用范围也从经济史和人口史扩大到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电子计算机成为历史计量研究的主要手段。历史计量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复杂,从一般的描述性统计过渡到相关分析、回归方程、趋势推论、意义度量、线型规划、动态数列、超几何分布、投人产出分析、因子分析、马尔科夫链等数学模型、模糊数学,还有博奔论和对策论、曲线拓扑理论等。在计量数学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新的历史分支学科,如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人口史、新社会史等等。

计量史学最近几十年在西方各国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美国发展最快。1958年,康拉德和迈耶合作出版的《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被认为是美国计量史学的第一部代表作,随后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计量研究的计量史学家。这些史学家往往鼓吹科学的历史学,同社会科学关系密切,大都自称为“社会科学史学家”,1975年还专门成立了“社会科学历史学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当代最有声望的计量史学家大都生活在美国,如L·本森、M·柯蒂、R·富格尔、C·蒂利等,他们的著作都具有相当的水平。美国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注重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60年代初,密执安大学成立了一个美国政治史资料库,利用电子计算机贮存了所有关于美国总统、州长和议会选举的档案材料。1963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了一个“历史计量资料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仅收集美国的计量资料,而且收集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计量资料。1972年,它还组织出版了10卷本的《计量史学研究丛书》,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在法国,计量史学主要以年鉴学派为中心展开,60年代中期以后,计量方法已成为年鉴学派治学的主要手段。在联邦德国,70年代成立了一个“历史与社会学研究计量与方法协会”(简称QUANTUM)。英国的计量史学则主要受美国影响,1964年成立了一个以计量研究为主的“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1972年,英国史学家R·弗拉特出版了《历史学家计量方法导论》,被列为目前国际计量史学的经典性著作。

8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的国际合作逐渐加强,美国、苏联、法国等国的计量史学家在80年代初联合成立了“历史学应用计量方法国际委员会”,每隔一、二年便召开一次国际讨论会。计量史学的理论研究得到重视,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探讨历史研究是否采用计量方法的问题,而是去探讨采用什么样的计量方法、怎样应用计量方法、计量方法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类问题。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开始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计量方法的实质和作用。计量史学进一步普及,计算机已成为欧美历史学家不可缺少的工具,电脑的应用和高等数学也成为高校历史系学生的基础训练。

计量史学一个显著作用是促使历史研究走向精密化。西方传统史学的缺陷之一,就是用一种模糊的语言解释历史,历史学家往往随意抽出一些史料来证明自己的结论,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计量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偏差。另外,计量史学也使许多传统的看法得到检验和修正。最近几十年,计量方法的应用已使大部分美国史得到了重新解释。过去一般认为内战前美国南方的居民主要分为黑人奴隶、白种穷人和种植园主三个阶层。通过计量分析,人们发现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除上述三个阶层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既不是穷人、又不是种植园主的白人平民。计量研究还使历史学家发现了许多传统定性研究难以发现的东西。过去史学界对18世纪北美的经济状况和阶级状况一直不太清楚,后来一些学者用计量方法分析了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北美地区的税收情况,结果比较清楚地描绘出了这一时期北美的欧洲移民中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计量史学还进一步加深了对历史的认识。关于农民起义问题,过去人们往往只注重农民起义的口号和一些有关的史料,而计量史学家则全面研究农民起义的规模和频率、农民起义者的类型和职业以及谷物收成、气候变化等等,避免了把农民战争的原因简单化和公式化。计量史学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由于采用了计量分析,历史学家更多地把目光转向了下层人民群众,转向了物质生活和生产领域,转向了家庭史、妇女史、社区史、人口史、城市史等专门史。另外,历史资料的来源也更加广泛,像遗嘱、死亡证明、法院审判记录、选票、民意测验等等,都成为计量分析的对象。计算机在贮存和处理资料方面拥有极大优势,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效率,这也是计量史学在西方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

总之,计量史学的迅速发展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趋势,但计量史学的应用目前仍存在种种问题。首先,计量史学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它只涉及历史现象中量的方面,只是从数量关系上帮助揭示事物的性质,并不能代替全部历史研究。对人的心理和思想研究,计量史学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精神的东西很难用数量关系来精确地加以概括、70年代后,在美国出现了一批计量史学家,专门研究美国的黑人奴隶制,在黑人家庭结构、饮食、卫生和健康状况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曾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之一。但他们的著作对黑人以及白人奴隶主的文化和心理状况却没有涉及,因为这方面的资料根本就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因此,在对黑人奴隶制的总体认识上,他们往往是片面的,甚至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另外,计量化的方法在解答“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上是成功的,但在“为什么”的问题上往往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有人提出,计量史学的作用被过分夸大,它的成果还没有二十、三十年前所估计得那么大。其次,计量方法不能单独应用,必须同其他的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如果单纯依靠计量方法,就会把丰富和生动的历史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公式,妨碍历史学家表现才华,降低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指责计量史学把历史学家变成了简单的计算机操作工人,破坏了历史学的社会效益。所以,70年代中期以后,在西方出现了所谓“叙事史复兴”,这本身就是对计量史学的一种反动。第三,计量史学不可能完全排除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以不同理论作指导的历史学家会从不同角度选取自己所需要的史料。1974年,美国波士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卜书。全书列出了大量统计图表和计算公式,并对史料进行了复杂的量化处理,但最后却得出结论说,1860年美国南方奴隶制农业经济效益比北方资本主义雇工农场高35%,奴隶可以获得其劳动收人的 90%,他们享受的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也比北方工人优越,而南方的奴隶主都是具有高尚道德和充满人性的人。这一结论是严重违背事实的,究其原因,就是作者在史料选择上做了手脚。第四,计量史学还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比较突出的技术问题是研究成果的不可检验性。计量史学家往往用功率很大的大型电子计算机对收集起来的大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涉及非常高深的数学原理和公式运用,在每个环节上都可能出现数据是否充分和可靠、重要的证据是否被遗漏、程序的编制是否正确等问题,从事这项研究的历史学家是否都受过足够的数学训练也很值得怀疑,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无法发现的,因为他们使用的论据并不反映在出版物的脚注上而是贮存在计算机的磁盘上,一般历史学家也根本没有兴趣对这样高深的历史著作进行检验。因此,计量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究竟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计量方法和传统叙事方法如何有机结合起来,这些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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