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能源问题倍受全球关注，更受到全中国上至中央，下至黎民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如何彻底解决中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使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以及媒体和公众陷入亢奋之中，过度的热忱也造成一些政府部门匆忙决策，一些企业盲目投资，一些媒体和公众被非理性情绪所包围。
欧盟中国商会能源工作组主席陈新华博士最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73年，世界第一次陷入能源危机，法国能源部长在电视上滔滔不绝地阐述法国如何应对能源危机的大政方略，但当记者问及什么是“能源”时，这位部长竟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尴尬地环顾左右无言以对。陈博士随后在质询大家，尽管33年过去了，今天在我们准备解决中国能源问题之前，有多少人能够准确回答什么是“能”？什么是“能量”？什么是“能源”？
由于我们对于能源知识的局限性和解决能源问题的盲目性，使我们四处精心播下的龙种，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成群的令人心烦意乱的“跳蚤”。不久前，一些中央媒体记者到江浙两省去了解情况，发现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正在面临类似的尴尬。国家为降低能源资源压力，控制环境污染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行政主管部门为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加强管理而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规章，结果反而使许多可再生能源项目和企业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行政主管部门为鼓励生物质发电项目将对上网电价给予补贴，但是规定“发电消耗热量中常规能源超过20%的混燃发电项目，视同常规能源发电项目，执行当地燃煤电厂的标杆电价，不享受补贴电价。”也就是说只有每年燃烧80％生物质燃料的电厂才可以有补贴，否则就视同常规火电。在小学的科学课上，老师会告诉孩子们：由于地球是按照椭圆形的轨道绕太阳转的，而且地球本身是有点倾斜的自转，所以一年中一个地方（特殊地方除外）会被阳光从4个不同角度照射到，因而会分成4个季节，而植物会根据四季的特性进行生长。植物是根据四季生长的，那么电厂又怎么可能在一年中有80％的燃料来自生物质哪？
这样的扶持政策在全世界都是闻所未闻，结果就是记者所到之处看到农民的田间堆满了油菜杆和麦草，尽管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直接燃烧秸秆，无可奈何的农民还是在田间偷偷放火焚烧，搞得漫天乌烟瘴气。而记者所到的沿途热电厂都采用了循环流化床锅炉，完全可以燃烧利用这些秸秆燃料，但收集这些秸秆需要不少的费用，成本超过煤炭，而政府非要全年烧到80％才能补贴，企业只好袖手旁观。在生物质能源利用比较好的北欧国家，基本上是有什么烧什么，不管烧多少，哪怕是1吨秸秆，政府也会给予1吨燃料的补贴，鼓励所有的企业力所能及地因地制宜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中国风电的情况更加微妙，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风电项目的电价实行招标，一些企业盲目地为了获取项目或者为了“跑马圈地”，争相压低竞标电价，最后竟然有企业出价不到0.4元/kWh，而根据风电专家核算，真正能够达到商业要求的风电价格至少应该超过0.7元/kWh。出价过低自然难以兑现建设承诺，结果就是没有多少企业想认认真真地建设经营这些风电场，大家都是先拿下项目，然后再静观其变。
最近国际油价据高不下，国内油价也几次上调，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条件状况，认为发展生物柴油和乙醇燃料有利可图，热情十分高涨。一位安徽农民算了这样一笔帐，一亩地要收获1000斤油菜籽，需要50斤尿素，200～300斤化肥，还要100斤磷肥。3斤菜籽榨1斤油，一亩地可大约生产333斤能够作为生物柴油的菜籽油。但是，这些化肥和尿素也是来自化石能源，有的甚至直接来自石油或天然气，实际上一亩地能够真正有效对社会增加供应的生物柴油不到100公斤，而生物柴油的热值不到普通柴油的90％。为了这有限的替代能源我们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和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同样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制造化肥，还要一个农村劳动力辛辛苦苦干上半年。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与石油一样是希缺资源，用生物柴油和乙醇燃料替代石油，实际上是用两种希缺资源去拼一种资源。中国人均耕地1.41亩，而且还在逐年迅速减少，即便13亿中国人都不吃饭了，将全部的耕地都种生物柴油，也只能为全球减少1.65亿吨原油供应，仅仅相当于中国年石油消耗的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