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计量方法中国度量衡通史**
一、度量衡制度总述
秦王朝统一全国后，修水利，筑长城，辟驰道，建宫殿，发展农业，扩大商业，支付黄金，铸造钱币，征收赋税，发放俸禄，各方面的需要使度量衡的作用越来越大。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海内既定，立即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旨在加强统一的措施，以商鞅的度量衡为基础，制发了大批度量衡的标准器。器上刻有始皇四十字的诏书，以后又加刻秦二世的诏书，并实行了定期检查、违者受罚的办法。各器的单位量值一般都很接近，说明其制造和校量技术有了进步。
西汉度量衡沿袭秦时旧贯。当时由廷尉掌度、大司农掌量、鸿胪掌衡。官府和民间制作的众多铜器、漆器上有重量、容量和尺寸的铭记，甚至一些普通的陶器上也有记容之辞，其量值和秦时基本一致。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总结了先秦以来度量衡的发展，把单位量值、进位关系、标准器的形制，以及管理制度等详细记录下来，后被收入《汉书•律历志》。这是我国第一篇完整的度量衡专著。
由于铜“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曝露改其形”(《汉书•律历志》)，故度量衡标准器自古以来大都用铜制造。检定度量衡器从来十分强调时令，都选择在春分秋分节进行，因为这时“昼夜均而寒暑平”，校正度量衡器具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西汉时私人经商的度量衡器由官吏发给，《黄律》规定，如使用不合标准的衡器要罚服徭役。(《图集》144页)
王莽建立新朝，颁发了一批制作精致的度量衡标准器。他虽大骂暴秦，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改变秦制，尺度量器的单位量值仍同于秦时，其有所改作的只是一斤的重量小于秦制。所制的铜嘉量，设计时采用的圆周率为3.1547，比“径一而周三”的旧说又进了一步。见于著录的新莽铜卡尺，其用途和现代卡尺基本相同，这是一项创造。(《图集》序言3、7页)
东汉仍由官府颁发标准器，定期进行检查。尺度量器用莽制，实际上略有增大之势；衡制恢复秦和西汉之制而大于新莽时的单位量值。东汉初曾下令度田，简核垦田顷亩数。地方官如京兆尹第五伦“平铨衡，正斗斛”，即为深得民心之举。东汉已使用陶范铸造铁权(每次铸六枚)，度量衡器的生产已相当普遍。由于发现金属纯度不高，影响精度，改用一立方寸的纯水作为重要标准。
东汉章帝时奚景于冷道县舜庙下得玉律度，于是天下以为正度，各郡县摹仿制造。虑俿县于章帝建初六年(公元81年)造一铜尺，长23.54厘米，人称虑俿铜尺(原藏于孔府)。东汉尺度有加大倾向(可多收实物赋物)；但尺度尚不过23厘米多，并没有达到24厘米多的黍尺之长的。许多较大之尺可能即是仿造玉律度下的产物。尽管如此，度量衡基本上还是处于变动不剧的较为稳定时期，不能和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的变化之大同日而语。
二、小尺、大尺，小亩、大亩：汉代的尺制与亩制
尺制概述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采用23.1厘米长的尺度，一直施行。秦始皇统一六国，仍以23.1厘米为尺—小尺，用于日常交易之中，长度单位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宣告统一，秦王朝办事雷厉风行，这次统一是有成效的。
汉承秦制，以秦时尺值为汉尺长度，广泛用于日常交易的，仍是23.1厘米为标准的秦小尺，但实际有些出入。以西汉而言，据《图集》所载，由各地博物馆珍藏的传世实物有：西汉木尺长23厘米，错金铁尺长23.2厘米，铜尺23.5厘米，竹尺长23.6厘米，又一木长23.2厘米。又据罗福颐《传世历代古尺图录》，汉尺之被著录于书者有：牙尺三支、铜尺一支及镂鸟兽形花纹铜尺，皆长23.3厘米，画彩牙尺长23.38厘米(日本嘉纳氏藏)。《隋书》所载十五等尺的汉官尺长23.809厘米。不祘少的实物和记载，说明西汉之尺除个别外，都超过23.1厘米的标准数值。
鉴于西汉尺的长度已渐趋紊乱，王莽改制时，对此进行过整饬，重新发布了23厘米许的尺度标准。从新莽铜嘉量之深测量算，可知当时尺长23.08864厘米(四舍五入为23.1厘米)；又据始建国铜方斗之深测算，尺长为23.0275—23.0288厘米。这些是新莽尺长标准的间接物证。直接的标准新莽尺实物存世较少，罗氏《古尺图》记王莽货布尺一尺长23.1厘米，系据壬莽货布泉推算而得，尚非真正的尺度实物。近年来北京发现的新莽时较精确的铜卡尺(藏于万寿寺艺术博物馆)，其活动尺长23.1厘米，固定尺长23.25厘米，符合新莽的尺度标准(见邱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尺度部分)。甘肃定西过去出土的新莽铜丈，每尺其实并没有23.1厘米长，实测其一丈(折为两截)仅长22.92厘米，不合标准，当为折断，变形以及拓纸伸缩等原因所致。读
秦汉时期的度量衡
新莽常用之尺长23.1厘米，以其九寸为“黄钟”之长——20.79厘米，短于黍尺九寸的古黄钟之律——22.167厘米，实质上已如上述这正是后者的大吕之长。这一套黄钟其名、大吕其实的作法，原系袭用秦制，并非王莽的新创。新莽时“黄钟”之龠之所以小于古黄钟之龠，就因为新莽之尺短于古黍尺(24.63厘米)，其一尺的标准长度只有23.1厘米。
进入东汉，尺度又常突破23.1厘米的标准，而且其差距往往更略大于西汉。据《图集》所载，在23厘米以上的有十三例，如：菱形纹铜尺二支分别长23.29和23.46厘米，鸟兽纹铜尺二支分别长23.39和23.63厘米，龙凤纹铜尺23.72厘米，鎏金铜尺23.6厘米，铜尺二支23.7和23.75厘米，残铜尺二支推算尺长23.75和24.08厘米，骨尺二支23.7和23.8厘米，牙尺23.5厘米。尚有东汉尺十四支列入《图集》而作为附录者，超过23.1厘米者有九例。最长者达23.83厘米。此外还有建初六年的铜尺长23.5厘米，画彩牙尺长23.9厘米(日本嘉纳氏藏)。
两汉之尺传世实物大都超过23.1厘米的标准长度，这个问题该如何解释?我分析，少数是制作粗糙的一般日常用尺，增益讹替，不可能要求很精确；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原因。西汉时官方要征购均输帛，为弥补损耗，有意把尺子稍为加大；东汉时因铸钱渐趋恶滥，布帛有返于货币的倾向，政府的税收本用钱币者(算赋口赋)，也有改收布帛的事实(已出现“调”这一名词)，官方更有加大尺度的要求，因此与西汉比，尺子显得更长一些，致《隋志》有“至于后汉尺度稍长”之语。但加大幅度尚属有限，不易发觉，还可以用允许的制作误差及其他理由(如以发新发现的玉律尺为造尺的根据)搪塞过去，至于与征税无关的天文尺．如现存的袖珍式的东汉铜圭表尺，尺长就合23厘米，并未有超长现象，与常用尺长并不一致。总之，从西汉到东汉，尺长虽略有出入，但与23.1厘米很接近，仍短于黍尺之长，为简单、概括起见，说两汉尺度之长为23.1厘米还是过得去的，否则只看到尽是纷杂的现象，就无法措其辞了。
大尺与小尺从先秦起，秦尺就有大小之分，承袭秦制的汉代的尺自然也有大尺与小尺两制。汉小尺标准长度即刚才所说的23.1厘米，大尺一尺当小尺的一尺二寸，合27.7，2厘米。这同样是按照十二寸为吕律全数，大尺即度律吕全数者来解释的，23.1厘米×1.2=27.72厘米。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所列的与秦尺等长的西汉之尺当属大尺，其长度为27.65厘米，来源是吴氏所谓的黍尺(横黍尺)长24.88厘米，以此除以0.9(九寸)即得27.65厘米。如以27.65厘米除以1.2所得的答数23.04厘米，小于23.1厘米的小尺的实物长度。可见吴氏计算的汉尺(大尺)似略欠精确，但也不能说是离谱。只肯定23.1厘米的小尺，而不知汉代还有大尺，以至完全否定吴氏对汉尺的计算(27.65厘米)，似太偏颇。当然，吴氏认为新莽改制，其尺及东汉之尺皆为23.04厘米长，独取其小尺而弃其大尺，则又是另一种偏顿了。
明朱载堉说“累黍造尺，不过三法”：横黍、纵黍、斜黍。汉大尺系秬黍百粒斜累而成，斜黍者非纵非横，首尾相衔；横累百黍当斜累九十黍之长。即横黍法的一尺为斜黍法的汉大尺的九寸，或横黍尺一尺除以0.9为斜黍的汉大尺之长。如横黍尺按24.63厘米计，则汉大尺之长为27.37厘米，和我上述计算(27.7，2厘米)微有出入。但将汉大尺来源同累黍之法相联系，也是一种可以参照的说法。“黄钟之长八寸一分”(秦汉大尺)，正有一定的根据。黄钟之长即为汉大尺的0.81；而夏尺约为汉大尺的九寸，九九八十一，所谓黄钟管长为汉大尺一尺的八寸一分，即由是而来。汉大尽虽无实物遗存，但汉有大石小石之分，大石小石即分别按照大尺小尺的长度而制作的(如下述)。又，新莽大泉的径长27厘米多，正以汉大尺一寸为准，新莽自己所谓造大钱径寸二分，乃是“以汉尺之寸为其尺之寸二分也”。(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的说法)这些都可能是秦大尺在汉时尚在使用之例证。其实长27厘米多的尺子在中国度量衡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之事。汉以后，北魏中尺长27.974厘米，隋万宝常律吕水尺长27.396厘米，可能都与秦汉之大尺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小亩与大亩
由尺度派生出来的亩制，在秦统一以至汉代情况又如何呢?秦王朝对六国故地是统一地以23•1厘米为尺(小尺)并用商鞅之法统一以“六尺为步”的，但仍以百步为亩，与秦地的二百四十步为亩大小不同。在这里由六尺四寸改为六尺为步，不但出于秦“数以六为纪”，而且由此可多算出亩数，增加按亩出税的收入，其中也有加重新征服地区人民负担之意。汉承秦制，除了以小尺六尺为步外，亩亦大小两制。六国故地(包括齐东田)仍以百步为亩的“小亩”来计算田亩，秦故地则实行商鞅以来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但为了全国汇总，也统一折合成百步为亩的小亩，然后相加。比如说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41.7亩折成百步为亩的标准亩(小亩)，即为百亩。这种情况亦沿自秦时，《商君书．徕民》中有家耕百亩的计算(方百里即九百万亩，良田恶田占十分之六，为五百四十万宙，五万夫——家平均，各得108亩)，仍是百步为亩的小亩概念。
汉武帝时又一次统一田亩的步数，在六国故地也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大亩制推行于全国。《盐铁论•未通》中说：“古者步百为亩，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书•食货志》中也说：“武帝末年诏曰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井九百亩，屋三百亩，一井一屋共-一千二百亩，不说十二顷而说五顷，表明这时已统一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了。扩大一亩所含步数，用意是在优待地主(包括自耕农)，减轻他们的租税负担。在每亩交纳租税数额不变的情况下，步数扩大2.4倍，三十税一即变成七十二税一了。
二百四十步的一大亩合今0.692市亩，一小亩只合0.288市亩。步数扩大2.4倍，每家农户耕种的亩积并没有什么扩大，决非按新的大亩种地百亩。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是周代至秦汉的通率，不论一步是六尺还是6.4尺，一尺23.1还是24.63厘米，百步为亩的一亩的地积相差有限。“一夫(家)百亩”，在战国时是各国异口同声之词。每个劳动力平均耕地五十亩，合十五市亩左右，全家三十市亩，小农经济条件下大致就是这个水平。如按大亩耕种，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三十六市亩(15市亩×2.4)，是不可能的事。相反地，以百步为亩的小亩，在文字中仍被广泛地长期使用。如王莽王田制中的所说的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这百亩就是小亩。《汉书•地理志》中的垦田数全国为827万余顷，也是小亩。按同期的户数、口数平均，每户为67.71亩，每人为13.88亩。其所以小于百步为亩，每户平均百亩、每人平均20亩(五口之家)之数，是因为把城乡人口一起平均分摊之故。13.88亩约占20亩的十分之七，这大致就是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可以认为，不但汉武帝统一改大亩前，西汉政府的计吏对各地上报的垦田数统一按照小亩计算，而且在汉武帝改行大亩制后，租税虽按大亩数计征，但为了与过去的垦田数口径取得一致以便于前后对比，为了“以口率田”，与过去的每夫百亩的概念相衔接，垦田数也仍然是以小亩来表示的。东汉时全国垦田数730万余顷，这个亩也是百步为亩的小亩未变。
三、量制和小石、大石以及特殊小量器的问题
量制概述
石，作为一种量器名称，即斛或百升为釜之釜，秦时已开始，汉时更通行。十斗为石，石和斛常混着叫。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由商鞅所定的秦量即普遍推广。现存的分别藏于各地博物馆的实物如：始皇诏铜方升，容积有199.5，210至215.65毫升的，后两者量值分别大于标准器(二百毫升)5％(被允许)至6.7％。大一级的量器有容积1980、2050、2000的诏铜椭量或陶量，这些都是一斗之量。以石(斛)为单位的秦量迄未发现。近年来内蒙赤峰出土一种容积甚大秦量器——始皇诏陶量，可容小米32000毫升；另外在吉林发现同类型的三件陶量的碎片，刻有十六斗黍半斗的字样，由所刻文字可知一斛的容积接近于二万毫升。
在研究秦量实物时，可以看到秦统一后量器容积表示几升或几分之一斗之数的情况很多。如各地博物馆所藏的两诏铜椭量，容积(水)有485、490、500毫升的，属四分之一斗即二升半之量，折合每升分别为194、196、198、200毫升。金石学家著录的始皇椭量有容积480和487毫升的，也是二升半量。还有容积584毫升的，则是三升量而稍弱，再大一些的两诏铜椭容小米650毫升，属三分之一斗量，每升容195毫升。半斗的量器传世的也有几个：如山东邹县出土的始皇诏陶量三器容积(小米)为970、1000毫升，还有一个容990毫升。所有这些--半斗量，三分之一斗量，二升量、二升半量、升量，构成了一个秦量的系列。这和当时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秦律》规定。从事筑城等重体力劳动者，“男子旦半，夕参(叁)，女子参”。旦食半，即食五升，参食即三升少半升，一天两餐共八升少半升(少半即三分之一)。女子两餐三食，日食六升大半升。站岗和从事其他劳动的也是日食六升大半升(大半为三分之二。“阨囚”和使者之仆，则只给以“日少半斗”的低标准。不同容积的量器正直接应用于不同数量的廪食供给。不认为这些不同单位的量器是分属于两种或几种不同的量制。
汉代量器大小都沿袭秦时制度，汉升大小有文献可证，《晋书•律历志》云：“郑元以为鬴方尺，积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即汉一升大于周鬴一升(187.6毫升)，其数当在194毫升以上。汉代量器现存的实物不少，升容积为198以至200毫升。前者之例如黾池官铜升，后者之例如上林共府铜升和楚私官铜量。杨氏铜椭量则为一斗量，容1960毫升。王莽制作的铜嘉量一斛容20097.5毫升；新莽漯仓铜斛容19100毫升；始建国铜方斗1940毫升。东汉一斗容量有1970毫升(元初大司农铜斗)至2000毫升的(山东出土铜斗)；一斛容量有19600毫升(建武大司农铜斛)，20300毫升(夷道官铜斛)、20400毫升(光和大司农斛)，以至20440和20500毫升的。尽管有的因制作不精，略有出入，但都和秦时量制一脉相传，也文献所记可合。
在汉代同一套量制有大小不同单位的各种量具。如西汉平都铜椭量容小米645毫升，合三分之一斗或三升少半升之数(每升194毫升)。据《居延汉简》：戍卒月食粟小石三石三斗三升少，此类量器即用来量三升少半升者。另外，尚方铜椭量容1020毫升，为半斗之量。西汉小量器：大半龠铜量容6.7毫升、铜椭量容50毫升，即四分之一升量，新莽始建国铜龠容10毫升、东汉容10毫升的铜龠则都是一龠之量，还有东汉的铜合容20毫升，则为二龠之量。新莽时小铜撮2.1毫升，为五分一龠量(五撮为一龠)。这些都是用量小数和畸零之数，当不至于误以为分属大小不同的量制。
大石小石
比较难办的是汉代很明确地存在大小不同的两种量制——大石小石，大斗小斗、大升小升，这大石小石的量值各为若干?200毫升的升是大升还是升呢?
汉代大石小石之分，在敦煌和居廷汉简中资料屡见，《汉书•货殖列传》中亦有“漆千大斗”之语。据汉简确切记载，大小石之比为五比三，一小石等于0.6大石。问题是大石到底有多大，合今市斗多少?多年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的石为小石，前面所讲的石都是指小石而言，大石则为小石的二万毫升除以0.6，等于33333毫升，即汉时一小石合今二市斗，一大石合今三斗三升三合。清戴望在《管子•国蓄》注中说：“古之石准今三斗三升三合”(清石与市石接近)。他所说的石就是指大石。另一种说法是二万毫升之石为大石，依此，则小石为一万二千毫克升，合今市斗一斗二升。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以为前者比较符合实际，后者并无根据可言。(详见拙著《中国代粮食亩产量研究》35—40页)
其实汉量器大小二制，在先秦时情况就已存在。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的桶是木制的方斛，为另一种大斛的六斗之量(《说文解字》：“桶木方，受六斗”)。在商鞅改制前那种大斛很时行，甬(桶)的容积为二万毫升，原先之大斛则应该是容33300毫升。赤峰出士的陶量(16斗)容32000毫升，还有刻有十六斗半字样的陶片，是否含有斗十六半合大石一石之意在内也未可知。
从汉代看，十几年前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中，有一件漆书标明是“一升”的耳杯，量值310毫升，和通常所说的汉时一升之量二百毫升不同。考古界人士说这“大约是大升之数”。分析非常中肯。可能这三百多毫升的耳杯就是汉时一大升的一个不太精确的物证。
还有《史记•货殖列传》的“蘖麴盐豉千荅”一语也值得注意。徐广注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孙叔然曰：“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不论“荅”是否即“瓵”，“受斗六升合”的容器古时是有过的。汉时的大斗可能就是这种容积为小斗1.6倍的容器。
汉尺有大小之分，小尺为23.1厘米，由此制作的量器容积为二万毫升(新莽嘉量)。大尺为27.72厘米，如按大尺长度，依周嘉量(釜)的制作规格计算：1570.8立方寸乘上2.772厘米(一寸之长)的三次方，每斛(石)容积正在3.34万毫升左右。注2大石之每升容333.3毫升，与之正相吻合。可以认为大石就是由大尺而来的。吴承洛亦依古黄钟定量之法来计算汉升之容积：16.2×(2.765)的立方为342.45256毫升。由于所依汉尺微有出入，容积以16.2立方寸为准，故答数略为偏大。但不宜说吴氏所列的汉代一升容积毫无根据。只看小尺定汉石的概念(以二万毫升为石，且说是大石)，完全否定吴氏之说，未免有欠公允。
一斛容一万二千毫升只在西周的鬴上发生，不能移植于汉代，说这是汉一小石的容积。因为周代的鬴当时的周小尺19.7厘米制作而成，汉代的石由23.1厘米的汉小尺制作而成，其容积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是一万二千毫升。西周的鬴积虽为一万二千毫升，而所含的升只有64升，汉代是百升为石，按百升计算，一石容积就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可能是一万二千毫升，并且这二万毫升之石还只是汉之小石而已。
注2《周礼》记载：嘉量一釜(石)。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一。方边一尺，圆径=1.4142136尺，半径为7.071068寸，圆面积=(7.071068)平方×兀=157.08方寸。深一尺，或十寸，圆筒形容积为157.08×10等于1570.8立方寸•具体容积多少，视所用尺之指度(19.7厘米，23.1厘米，27.72厘米)而转移．
以一万二千毫升为汉代的一小石，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样算出来的口决不够吃。按：秦时隶臣从事农业劳动的，全年忙闲平均，月食禾2.33石，合粗米1.4石(粗米加工率0.6，精米为0.5)，每日平均4.7升(自耕农为五升)，此是小石，一升按二百毫升计，以今量折合，4.7升当0.94市升即日食粗米一斤半(0.94巿升乘1.6市斤)，一月45市斤，合精米为月食37.5市斤，生活还过得去，如小石按一万二千毫升计，一月食粗米只含27市斤，食精米更少了，仅22.5市斤。这一点口粮怎么能维持重体力的农业劳动的消耗?(今日副食品多，重体力劳动者一月需用精米40市斤)只有一小石为二万毫升，一大石为3.33万毫升，才能和粮食的消费水平对得起来。
秦汉时的大石本系量粗物和带壳的原粮而用。粮食(粟)的加工率为0.6；以大石量给粟一石，即等于付给加工后的粗米一小石。大小石之比例就是这样定的。至于大石也用以量米，小石也用以量粟，两者混用不分，则是后来之事了。小石比较轻便，使用机会较多，可能以此之故，大石的使用相对较少，所以在出土实物中不易发现汉代的大石。
特殊小量器
汉代量制在上举的大石小石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小量器，如只容1.2毫升的小铜勺等，这些量器既非大小量器的几分之一的畸零之数，更非所谓汉小石1.2万毫升的万分之一。典型的1.2毫升的实物是东汉时的二分铜量，此器形似小勺，长柄，柄上刻一分容黍粟六十四枚，(《图集》92页)。一分是个容量单位，“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陶宏景《别录》)，一分之量正可容六十黍。此铜量实为二分之量，实测容水1.2毫升，容黍128枚(和《别录》所云甚近)。专家推断这种小铜量多为量药物之用。我认为，其来源即是古黄钟(用24.63厘米的九寸为黄钟之长)一龠之量12毫升的十分之一(古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秦汉时随着尺子变短(23.1厘米)，黄钟一龠虽已缩小至十毫升，但量药物有习惯性，仍保持用旧的与12毫升有关的量器未变。如果此种假设前提能够成立，则东汉时容六毫升的小铜量两件可视为量药物的二分之量的五倍，都与以23.1厘米为尺的九寸作黄钟之长，其小量器容10.20毫升的铜龠、铜合、分属两个不同的量器系统，推而广之，西汉容7.2毫升的小铜量为六倍于二分之量；容0.4毫升的小铜量似为二分之量的三分之一，可能也都是量药物的专用器具。(《图集》页78)西汉还有一个18毫升的小铜量，容量略小于一合，也属特殊用途的小量器。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上造以下到官佐等，食“盐廿二分升二”。专家认为，按秦汉每升容量合200毫升折算，“二十二分升二”当今18毫升，与此器容量相合(《图集》页79)。据此，这个小铜量就是量盐的特殊用具了。
四、衡制与大秤小秤的问题
衡制概述
秦统一全国后，衡制益臻规范，一斤之重大率以250克为准。这250克正是黄钟一龠所容黍粒重量(半两)递进累计(乘2乘16)所得的结果。现存的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断定是为统一之后的衡器，著录于《图集》者不下三十件。分类转录，可如下列：
铁石权八枚，器重和铭重(此处为重量之石，即120斤)相较，折合每斤所重的克数分别为：273.75、271.66、268.8、265.1、262.5、261.9、256.3、254.2克。铜石权一枚斤重253.6克。
两诏铜权(钧权)折合每斤252.4克，始皇诏铜权(20斤)斤重249.8克。
十六斤铜权三枚，每斤各重261.6、260.9、251.3克。
大騩铜权、旬邑铜权、始皇诏铜权(皆为九斤权)，每斤各重255.5、252.2、240.6克。
八斤铜权三枚，斤各重257.9、250、249.7克。
五斤铜权四枚，斤各重253、252.9、249.4、249克。
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2、248克；又秦二世时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0.4、247.5克；美阳一斤铜权240克。咸阳亭半两铜权7.55克。
以上说明权越大(如石权)，斤重越不准(一般偏大，有高出百分之七以上者)。因权衡制作不易，大权未必合乎标准。超重者需凿去一些(权上有槽，为凿痕)，但也不可能刚好，故出入仍难避免，同时大权为称量实物税收用(如收藁税，即以石计)，大秤进已是普遍规律。权之中、小者、则围绕在一斤250克上下波动不大(太小的权如半两也难制，重量则偏低)。从适中的数值看(247.5克至252.9克)，以十四个权平均，每斤之重为250.54克，差不多是250克之数。这个数字肯定与以23.1厘米为尺的秦黄钟一龠(10毫升)所容黍子之重无关；而是沿用了以24.63厘米为尺的古黄钟一龠(12毫升)所容1200粒黍的重量未变。从实物看，楚(后期)和燕国的斤重已为250克或接近250克，由于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方便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秦国衡重已渐向250克靠拢，统一后更以250克为标准了。有的学者(万国鼎)以秦权每斤重240克，根据不足。(美阳斤权较轻，只240克，是个别情况)。
汉承秦制，只是黄金称量中改镒为斤，一般物品一样用十六两为斤之斤。一厅之重也应以250克为标准。出土的西汉铁权每斤之重在250克上下出入不大者有这么几件，如满城出土的三钧铁权，每斤合249.9克；旅顺所藏的重一斤十两的官累铜权，每斤合248.3克，陕西出土的武库一斤铜权重252克；内蒙出土的一斤铁权每个重249.23克。(《图集》页139、142)也有重242几克，甚至230几克的，这些因有不同程度的锈蚀、磨损、剥落，有长期使用的痕迹，重量不准，不足为凭。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衡杆及铜环权，环重10.75克，相当于十六铢，如是推算则每斤合258克：这是所发现的商业用的市秤，比250克的标准重量略大(1.032)，但尚在允差的范围之内。
情况比较复杂的是西汉现存的量器上面自铭的重量同实测重量，与250克的标准重相比，颇见参差。其每斤所折合的克数为：黾池官铜升237.6克，楚私官铜量228.6克，上林共府铜升285.6克，平都铜椭量240.7克，尚方铜椭量248克，杨氏铜椭量229.7克。
推其原因无非是称量的权衡不标准，故自铭的重量也就没有准头。如果用合乎标准的秤来称，情况就不这样了。如西安出土的西汉铸钱铜原料，每块重量刻字均在一百二十斤(四钧)左右，这就是按标准的权衡称出的重量。因为用今市秤(500克一斤)比重，约60斤有零，即汉一斤约合今市秤半斤有零，与一般的概念相合。秦汉一以贯之，二斤合今一斤(市斤)，每斤250克，十六两秤，每两合15.625克。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据南京博物馆报告，近年来在盱眙南窑庄出土了一批刻有重量的汉代金币。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这批金币有九块成圆饼状，其中四块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文字“斤八两”、“一斤二两九铢”、“一斤八两四朱”、“一斤八两四”，其重量经实测分别为376克、289克、379克、250.93克，合公制，前三块每斤分别为250.67克，251.64克、250.93克，最后一块不成比例，当有部分为使用时割去。还有一块麟趾形的，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十五两十五朱”，重246.6克，每斤合252克。八块马蹄形的其中刻斤两的有四块：“十斤十一两”(重434.8克)。“一斤十两廿三朱”(重421.4克)，“一斤十两十一朱”(414.2克)、“一斤二两廿朱”(295.8克)，每斤所重克数分别为253克、249.8克，250.8克、250.74克。大体言之，一斤约为250至25l克。这一材料更有力地支持了汉代一斤合250克的结论。
吴承洛度量衡史中以秦汉每斤重258.24克，这个数字偏大，其来源系根据吴大澄称秦钧权(一个)、石权(一个)重量而得来(从湘平与公制克数相折合，得每斤重258克余)，所用材料太少，从多数材料看，还是以斤重接近250克为众。258克或更重于258克的数值也有，然而是不多见，也是不精确的(吴氏同时列举的一个斤重的秦权，只重226.3克)。
新莽改制，尺制、量制是恢复秦时的标准，整顿了参差不齐的尺子和量器，但在衡制方面却是大有别于秦制。据刘复对新莽嘉量实测，全器共重13600克。《汉书、律历志》说“其重二钧”(60斤)，平均每斤合226.666克。这是新莽时一斤的标准重量，斤重小于秦时的250克。按：250克由一合所容2400粒秬黍之重(一两)，以其克数乘十六两而得，226.66克当为16两乘2176黍之重(克数)。新莽一龠为十毫升，容黍约为1066黍——按1.2毫升的二分小铜量容黍128枚比例推算，即一合20毫升容黍2133粒，其重乘16，约为222克，与226.6克相距不远。因之新莽斤重克数较少，就是按莽制较小(10毫升)的铜龠所容的较少黍子(一千零数十黍)之重量按一斤的两数计祘而得的结果。他这样做倒是使度量衡三者统一于一个器上(嘉量)，纠正了过去衡与度量脱节的现象。新莽改革币制，其货币之重也就按每斤226．666克来安排。据实测大布黄千与次布共十二枚平均折算每斤为229.58克，与嘉量所标定的斤重极为接近。看来以250克作为新莽一斤之重并不合适。
新莽一斤的标准既为二百二十几克，但现在的环权(铢、两、斤、钧、石，圆形，中有圆孔，圆孔之径为外径三分之一)往往有超过此数的，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呢?按：甘肃定西称钩驿出土的刻有新莽铭文的铜石权，平均每斤合249.6克；九斤权，重平均每斤合246.98克；六斤权，每斤合246.25克和241.025克；三斤权每斤合243.35克。湖北枝江县在1981年出土一套新莽铜环权(十斤、九斤、三斤、二斤、一斤)按自铭重量与实测重量折算各权一斤之重分别为237.5、233.3、231.6、230、220克，单位量值较甘肃的为小。(《文物》1982年8期，邱光明：《略言新莽铜环权》)又．新莽的漯仓铜斛器重13900克，自铭重58斤，每斤合239.7克。这些环权轻重不一致，权越大越重。看来在日常实际使用(收实物税等)的衡器中，以大权进是官府所不肯轻易放弃的原则。西汉的环权已有较重者(258克)，为人所接受，新莽之权比之尚有所减轻，这就更易蒙混过去。入之以大，可坐收其利，莽权名义上一斤之重减少了9.4％(自250克减至226.6克)，实际所减不多的原因大概在此吧。我们不能不信法定的嘉量，而去偏信那些参差不齐的环权。以法定标准而言，还是按新莽嘉量，说其一斤之重为226.6克为宜。何况已出土的新莽斤权重量也有小至220克的(枝江出土)。
吴承洛定新莽之权一斤之重为222.73克，强于一斤250克之说。但吴氏的问题在于他把东汉斤重定为与新莽同制，这是不对的。刘秀光复汉室，在度量衡方面也恢复了西京旧贯(具体数值有略增者)。《后汉书•礼仪志》说“水一升，冬重十三两”。东汉铜斛容积以二万毫升以上居多；如容20300、20400、20440、20500毫升的，今以20300毫升计算，其一升为203毫升(略大干西汉的200毫升)，盛水重203克，即东汉一两=203÷13=15.615克，一斤重15.615克×16=249.8克，约言之为250克。东汉的光和大司农铜权(12斤)重2996克，平均每斤合249.7克，可为一斤250克的物证。至于与此有差异者，虽也不少，如汶江市平铁权(四斤权)每斤合257克、成都市平铁权(三斤权)每斤合241.7克，成都东汉墓出土的三枚铜环权每斤合241克，另有几个铁权每斤合236.7克、236.6克、270克，洛阳出土的百一十斤石(青石)权重23940克，每斤重217.6克，还有两个东汉权每斤折合重219克，200克。度量衡器的紊乱，这种情况无代无之，都不能动摇由《礼仪志》所揭示的，按水的比重计算出来的合乎科学的标准重量。
在衡制方面，应该说是西汉东汉，两汉同制，新莽将斤重减轻，不过是一个短时问的历史插曲(东汉220克的权可能是新莽之制遗存下来，用于小以出之的场合)。
大秤与小秤
尺制、容量都有大小两制，衡制是否也有大秤小秤呢?从已有的资料可知，在汉代衡器确是有大小两制。大秤，即上述250克一斤，而小秤的一斤、一两只及当时大秤一斤、一两的十分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古时铢的轻重主要有两种口径：一是。一铢当重百黍(《汉书•律历志》中说“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说文》中说：“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一铢也是百黍)。二是“十黍之重为铢”(《荀子•富国篇》杨惊注)。后者为前者的十分之一。吴承洛在他书中曾引用梁时陶宏景《名医别录》中的话：“分剂之法，古与今异。古无分之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即24铢为一两)。”一分既是容量单位，如以容量中所盛之黍计之，即是重量单位了。四分盛二百四十黍，以二百四十黍之重为一两——24铢，即此处之一两为一般的二千四百黍重二十四铢、一两的十分之一。这段材料十分重要，不可忽略。
由此可见药材的方剂的计量与一般物品的计量完全不同，用的是一杆小秤。一般称物的权衡一斤是250克，抓药的小秤一斤只重25克，一两只重1.5625克，一铢只重0.0651克。《伤寒论》等古医书中药方所标的两铢重量都可按这样小的比例来折算，用当时的市秤来计量就不合理。
由上可知《伤寒论》中用药量，以我们所提出的小秤所合克数来折算，数字是可信的，用之不会出人命；如不按小秤折算，《伤寒论》中用药动辄以数两计，再大胆的医生们也不敢用古方中的这些重药量。以十分之一的比例折算的汉代小秤(有人说可能始于东汉之末)，只适用于开方抓药，不适用于其它场合，如称黄金。当时黄金流通量很多，也用市秤称量，不用称药的小秤，说称量黄金与称量药材用同一杆的秤，是不正确的。汉代还有量药的小铜量，与称药用小药秤是平行的特殊量制与衡制。据《武威汉简》医方所载，以斤两计的药味有黄连、石膏、人参、细辛、当归等；以容量计的药味有白芷、门冬、款冬、川芎、黄芩、蜀椒、吴茱萸等。小药量和小药秤就是针对不同的药味而分别使用的。
承认有小药秤的存在，中外不乏其人。有的定药秤小两之重1.08克(丹波元坚)，1.871克(小岛尚质)、有的定一两为1—1.6克(王伊明)，各有各的推算方法，但总不如“十黍为铢”的资料的平易与可靠。这里都不采取他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