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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治理
根源
原因
危害
data/attachment/portal/201111/06/113359xrn5gmxcmmumn0mz.jpg寄生经济
寄生经济就象人体内的寄生虫一样，靠从附着体汲取营养而生存着，正在严重侵蚀着中国腱康的经济和政治机体．对其危害性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寄生经济获得超额利润，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超额利润一方面来自附着体人员和寄生人员郡不言自明的高价；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凭借附着体的某种特权获取原材料而形成的低成本，有的甚至直接从附着体利润转化而采。因此，寄生企业在市场上就高其他企业一筹，正常的竞争就成了一句空话。长此以往，就会扰乱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转。
其二，寄生经济与附着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给腐败提供了土壤。寄生经济之所以能从附着体那里获得廉价的资源，并得到方方面面的保护，自然以“红包”、回扣、好处费等彤式回报附着体的当事人。
治理
data/attachment/portal/201111/06/1134005eo17z7uhhh4o2oy.jpg寄生经济
“寄生经济”的存在，说明了附着体内、运作体制不健康，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行政机掏的眠能转变还不彻底。“寄生经济”现象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而是市场经济体市l怀完善所致。因此，为“寄生经济”动手术，应从下面两点入手。
一是进一步理顺市场秩序。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一个企业地位都是平等的，不应有特权。从长远观点看，有特权的企业是不会长寿的，因为今天可以靠特权．明天一旦没有特权了，也就是它寿终正寝之日。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理顺企业市场关系，是消除“寄生经济”的根本措施之一。
二是行政机关要消除部门保护，转变职能，面向市场，为每一个企业提供公平的服务。身上有寄生企业的有关部门要从党和人民的全局利益出发，积极配合工商部门铲除“寄生企业”，对从“寄生企业”那里获得好处的当事人，交司法机关法办。
根源
data/attachment/portal/201111/06/1134001ll11tvzw6cwww1c.jpg寄生经济
消费萎缩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而消费萎缩又是因为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所致。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又是因为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行政成本增高、官员冗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变成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商勾结、官员腐败使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到特殊利益集团手中。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最终由老百姓买单，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中国政府“盯上”老百姓的储蓄，甚至连医疗、教育都产业化，以求拉动内需，但起效甚微，存款还是越来越多，消费还是越来越萎缩。真是渴死在长江边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所瓜分，百姓生活的改善几乎可完全“归功”于孩子生得少，使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出现了独生子女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学的怪事。部门（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教育、医疗、房地产部门）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中央政府应该严加限制，而不能纵容。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揭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持续下滑，2003～2004年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4位，导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制度改善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继续出现大幅度下滑，前者下滑14位，后者下滑19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评价指标的调整，其中一项“政府开支”调整为“政府浪费”；2004～2005年度又较上年度下降2位；2005～2006年度再次下降3位，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中国公共机构中最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以确保中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排名从第48位下滑到了第54位，而印度则由第50位上升到第43位。WEF指出，中国的新技术参与度较低，成为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在银行体系、教育和环境等领域有待提高。WEF还建议，中国应在降低政府管理负担、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努力。
原因
寄生经济产生原因。中国行政成本位居世界之最，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让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从理论来说，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data/attachment/portal/201111/06/113400notoo5mdco47y0lz.jpg寄生经济将造成严重后果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接受劳动培训，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必须通过生育加以更新，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这个成本早就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整个人群的世代更替，才能保证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量，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这部分工资的2/3。农民工的人口再生产在农村完成，进城打工拿的是低工资，等于是被克扣了工资组成部分中用来养老、养育子女、教育子女的全部费用。这是中国现行经济模式的症结所在，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的出现，加上住房商品化和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
垄断企业、政府、民营大企业获取大量利润，有利润，在其他方面就有“浪费”的余地，用这个利润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而小型企业因为税收太重，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垄断企业、政府、民营大企业获取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并且由于资本收入过高，企业宁愿用于重复投资摊大饼而不愿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
由于资本收入高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增加必然导致投资增加，政府和企业用获取的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增加投资。但是无节制的投资，盲目地扩大再生产，导致生产过剩。由于缺乏监督和约束，政府投资往往是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最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劳动收入太低，加上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缩小，必然导致消费降低。资本收入转变为生产，而劳动收入转变为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尖锐矛盾，引起过剩经济，导致利润降低。中国仍然为外资看好的原因在于：虽然总利润不高，但是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资本收入仍然不低，外资仍然有积极性。但是随着投资的扩大，生产进一步增加，而消费进一步下降，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将加重，利润将更加下降。外资可能会转向印度等国。
投资在近期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远期就会成为供给，要是到时候消费跟不上，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同样，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再生产，暂时是有利于物质再生产的，但是其中期后果是家庭结构缩小引起消费萎缩，长期结果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中国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途径，筹措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