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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述评
比较分析
问题判断
产生原因
理论述评
data/attachment/portal/201111/06/1219269z17ln41x71ca714.jpg过度储蓄理论
在过度储蓄问题的研究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曼迪维尔、马尔萨斯、霍布森以及凯恩斯等人，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过度储蓄进行了论述。
1、曼迪维尔的过度储蓄理论
较早提出过度储蓄问题的，应该算是伯纳德·曼迪维尔。18世纪初，英国的曼迪维尔写了一本叫《蜜蜂寓言》的书，以此来攻击政府强制推行的节俭政策。他在书中得出极度节俭不是美德而是罪恶的结论。在《蜜蜂寓言》中，曼迪维尔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本来十分繁荣的社会，却因为国家的强行节俭，使人们都决定放弃过去的奢侈生活。国家也为了节俭而大量减少必要的开支，削减军备。由于大家都崇尚节俭，于是奢侈品无人过问，衣饰、车马、宫室之物品，或被变卖偿债，或任其荒芜。结果土地宫室等的价格大跌，依供给奢侈品为生者已无法生存，各行各业皆人满为患，人们难以就业。从迪曼维尔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储蓄的内涵是不消费的意思，他所包含的过度储蓄寓意着人们的不消费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2、马尔萨斯的过度储蓄理论
19世纪20年代，马尔萨斯创立了自己的过度储蓄论，但他的过度储蓄论与曼迪维尔的初衷有了很大变化，在马尔萨斯的框架中，储蓄过度所强调的是一种“用于资本支出”的过度。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他们研究的是一种过度投资的理论。
马尔萨斯的过度储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储蓄理解的基础上。马尔萨斯认为，储蓄是将收入用于生产，增加其资本的一种支出。储蓄的性质“就是储蓄部分收入来增加资本”。”因此，在马尔萨斯的储蓄理论中，储蓄的实质内容是货币意义上的投资。马尔萨斯在他的过度储蓄理论中，首先肯定了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储蓄太少，消费超过生产，那么这个国家的资本就会大量缩减，全国的财富也会由于缺乏生产能力而逐渐减少。因此，无可怀疑，在无数的事例中储蓄是一种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私人义务。但他同时更加强调储蓄过度的危害。“假如由于缺乏其他有效的消费者，资本家们不得不把那种不能有利地加到国民资本上去的东西全部消费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他们努力于日常工作的动机一定会根本削弱，就不会使他们发挥同样的生产能力。”无限制的储蓄不一定对社会经济增长有利，过度的储蓄会减少社会需求。“假如商品已经非常充裕，以致其中的一部分不能有利地消费，那么，储蓄资本只能进一步增加商品的充裕，进一步促使那已经低的利润降得更低，因而这种储蓄就会相对地变成无用。因此，过度储蓄会致使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生产者就不会再有生产的动机，从而使财富增长陷于停滞，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马尔萨斯认为“两个极端是明显的，一定有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以最有力地促进财富的增长。”而过度储蓄就恰恰是储蓄超过了这一点。
在马尔萨斯的框架下，过度储蓄就是用于增加资本支出的过多，从而不能有利地消费。储蓄应该有个界限，超过了界限，昔日的美德就有可能成为今日的罪恶。而超过界限所进行的储蓄就是过度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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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霍布森的过度储蓄理论
1889年霍布森在同穆默利合著的《工业生理学》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需求不足是由于储蓄过度造成的。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自亚当·斯密提出节俭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源泉，一国愈节俭则国家愈富强的观点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观点都坚信不疑，而他要指出的却是，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是不成立的，无限制的节俭并不是美德，更不会使国家致富。
霍布森认为，生产的目的是向消费者提供效用和方便。从起始时的对原料的处理到它作为效用或方便之处而最终被消费掉，整个过程具有连续性。资本的惟一用处在于协助这些效用和方便之处的生产，从而资本被使用的总量必然会随着每日或每周被消费掉的效用和方便之处的总量不同而有所变化。储蓄在增加现有资本总量的同时，也会减少现在被消费掉的效用和方便之处；因此，任何过度扩大这种习惯必然会导致资本积累超过它所需要的使用量。这种“过多的储蓄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多的被积压起来的产品供给会对生产施加限制；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正常状况下，消费限制了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了消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过度储蓄呢？在《帝国主义》中，霍布森解释道：“由于有一种长期倾向试图把不能转化为新资本的大部分国民收入储蓄起来。这不是因为各个储蓄者的愚蠢，而是一般收入的分配使工人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的份额太多。储蓄过度正是由后者所造成的。”
可见，在霍布森的过度储蓄框架下，储蓄应该有一个限度，否则它就会给经济制造麻烦。从资本的形成来看，储蓄对于经济无疑是起积极作用的，储蓄是一种美德，但从消费需求来看，储蓄又会减少消费需求，过度的储蓄会使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妨碍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
4、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理论
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理论主要体现在其所著的《货币论》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强调，他所关注的过度储蓄的分析框架是大量的储蓄不能相应地导致大量的投资，而不是能相应地导致大量的投资下的过度储蓄；在《通论》中，凯恩斯则遵循曼迪维尔的观点，将节俭的弊端视为过度储蓄的危害。应该说明的是，在两部著作中，凯恩斯除了对收入的内涵做了不同的界定之外，两部著作的思想是统一的。因此，人们可以把凯恩斯对过度储蓄的论述统一到一个框架内进行梳理。
在凯恩斯的过度储蓄理论中，所谓过度储蓄就是节欲、节俭、不消费超过了一定限度的意思。如凯恩斯认为“一己之储蓄量，虽然对于他本人之所得，不致有重大影响，但他的消费，一定影响他人之所得……如果每个人都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则因所得一定受到影响，故这种企图必自招失败。”财富的增长远不取决于富人的节欲，像一般所假设的那样；它的增长反而会受到富人节欲的阻碍。”他在论述利率的作用时认为：“故德行愈美，节俭之决心愈强，个人与国家之财政愈坚守正统办法，则当利率相对——相对资本之边际效率——增加时，所得之减少愈大。”而在利率与充分就业不悖的条件下，“则美德又恢复其地位”。
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中，他主要是从储蓄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情况下的过度储蓄的危害：即由于人们的节欲——过度储蓄，导致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从而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加强，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影响了社会就业。因此他认为，需要由社会来控制投资数量。
在凯恩斯看来，决定储蓄与投资的动机是迥然不相同的。他认为，从行为来看，储蓄者与投资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储蓄是为了保存财富价值以便未来享受，若能使被储蓄的财富价值升值当然更好。而投资却完全不同，投资者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财产增值，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决定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投资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而其所以崩溃，又在于人们的过度储蓄!正是今天消费的减少，才产生了第二天的衰退。而第二天的衰退，又加深了人们对第三天衰退程度的预期。因此，凯恩斯认为，“储蓄仅仅代表得到财富的欲望，即想要得到一种能在任何时间消费任何物品的能力。”而财富所有者真正想拥有的是“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如果“储蓄行为不能改善预期收益，那么，它就不能刺激投资。”
可见，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中，由于储蓄与投资主体的分离，储蓄主体的过度储蓄行为导致的是消费的减少、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因而降低了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降低了社会就业。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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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曼迪维尔只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提出了过度储蓄的思想；马尔萨斯则从生产者的角度分析了过度储蓄及其危害；霍布森是从彼此独立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两个视角提出了过度储蓄及其危害；凯恩斯则与霍布森不同，他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结合起来，从储蓄投资转化的角度提出了过度储蓄的危害。在凯恩斯看来，由于消费者的过度储蓄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从而影响了社会投资的进行。
虽然前人研究过度储蓄的视角有所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性：即都认为储蓄应该有个度，并关注到过度储蓄的危害。人们可以从四位前人的过度储蓄理论中归纳出过度储蓄的内涵：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点，在这一点上，能同时兼顾到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并以最有力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而过度储蓄恰恰就是储蓄超过了这一点。
问题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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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过度储蓄是有害的。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是否也面临着过度储蓄问题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涉及一个过度储蓄的判断标准问题，即如何确定作为“中间点”的标志。
1、能否以储蓄率作为判断标准
储蓄率是一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未消费部分所占的比例。西方经济学中曾提出最优储蓄率问题，认为：如果储蓄率过高，就会导致动态无效率。但对最优储蓄率进行测算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这涉及到对资本产出弹性、消费者效用函数跨期替代弹性、技术进步率等指标的测算，其中尤其是对消费者效用函数跨期替代弹性的估算非常困难，并且不可避免地将包含人为的主观因素。因此试图通过对最优储蓄率的测算，来揭示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储蓄，显然有些不太现实。
此外，从各国储蓄率变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每个国家实际情况的差异，储蓄率的相对高低不同是完全正常的；并且，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很难说哪一种储蓄率是适宜的。
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其面临着一个过剩的经济状态，所以这种高储蓄率才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如果这种高储蓄率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那么这个储蓄率才应该算是高的。因此，判断储蓄过度与否的根本依据并不在储蓄者这一侧。并且，在中国，消费不足问题不单单是储蓄率的高低问题，中国完全可以扩大进口来消解高储蓄率，但这有可能会恶化国内的经济形势。
2、从储蓄者到生产者视角的过度储蓄判断依据
由于过度储蓄是与消费需求不足紧密相关的，因此，人们试图通过寻找消费需求不足的标准来确定过度储蓄的标准。
在经济学大家中，马尔萨斯较早地认识到消费需求不足的危害，因而他最早站出来反对“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他认为，萨伊定律是摒弃货币的因素而把经济现象看成物物交换。货币不是单纯的流通媒介，同时也是储蓄的存在形态。如果消费者不将手中货币马上购买货物，则供给就未必等于需求，生产物也就可能出现滞销，出现消费需求的不足。
马尔萨斯的观点被100年之后的凯恩斯所接受，并将它扩展为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内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什么是有效需求呢？凯恩斯在《通论》中是这样叙述的：“令Z为雇用N个人时的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则Z与N之关系可以被写作为Z=Φ(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供给函数。同时，令D为企业家雇用N个人时所预期的卖价，则D和N之间的关系可以被写作为D=f(N)，该式可以被称为总需求函数。……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的D的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从生产者的角度来加以定义的，而不是从消费者的视角，其视角已经不同于马尔萨斯。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对有效需求的理解还停留在以消费者的视线来看问题，因此，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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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凯恩斯的视角，人们认为这种消费需求不足的标志就是非充分就业下的产能过剩。即在企业家投资形成生产能力时所预期的销售收入并没能实现，在大量产品积压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远远小于潜在生产能力的状况来维持企业的存在。
因此，人们认为，过度储蓄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并不是储蓄率，而应该把观察的视角由储蓄者转变为生产者。而在生产者一侧，最具有说服力的指标应该是企业生产能力的实现状况。这样，这一判断标准就应该是非充分就业下的产能过剩。
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需求不足，其重要原因在于企业投资时所设想的居民消费数量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居民实际消费数量，因而人们看到的是产品积压，产能过剩。中国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国有工业企业475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状况的计算结果表明：近2／5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一半；2／5以上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80%之间；利用率超过80%的产品不足1／5的仅占17。3%。而根据北京大学宋国青的研究结果，中国1998年的实际生产水平比潜在生产能力低4个百分点，闲置生产能力为47。6%。中国生产能力闲置的程度，可以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各国少见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统计了美国战后50多年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的过程，发现加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在70%—90%之间波动，即使战后最萧条时期，也未低于70%。”
中国的确存在过度储蓄问题。但过度储蓄问题并不是高储蓄率问题。中国强劲的外贸出口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和解决就业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至于过多外汇储备的负面影响，则是国内外汇资金管理运用能力的问题。因此，在解决中国的过度储蓄问题时，不应该过多地关注储蓄率，而应该更加关注中国的产能过剩。
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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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过度储蓄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的过度储蓄；二是未来大额刚性支出引起的过度储蓄；三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引起的过度储蓄。
1、收入差距过大。
根据霍布森的过度储蓄理论，如果收入或消费力的分配符合需要倾向，消费将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但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需要对分配并无固定性的关系，分配是由另外的条件来决定的，即有些人分配到的消费力大大超过需要或可能的用途，而其他人分配到的消费力甚至不足以满足体力的全部需要，就会产生过度储蓄。
凯恩斯也认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平的费用通常首先从他们的收人中扣除掉，然后，他们会把生活水平的费用和实际收人之间的差额储蓄起来。增加的储蓄往往伴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减少的储蓄则伴随着下降的收入。只有在到达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转变为较强。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由于富人的储蓄更为强烈，则会导致过度储蓄。
应该说，有一定适度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成，极大地刺激了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致力于开拓创新的积极性，也促进了资源从相对低收益地区流向高收益区域，提高了总体资源的利用效率，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正是这种财富效应，促使人们发愤努力工作，企业家们冥思苦想竭力创业，引发社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崇拜。而发达地区之所以有持续高增长的可能，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国内不断扩大的要素供给，特别是劳动力和储蓄资金的供给。但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缓解，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会在“马太效应”下，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富人的储蓄能力越来越强，而穷人的赚钱渠道越来越狭窄，储蓄能力逐渐丧失。虽然穷人拥有很强烈的消费欲望，但苦于没有储蓄，分享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产品大量积压成为可能。结果即便是大量货币的供给，仍然是大部分在富有的阶层中周转，而难以成为穷人的购买力。这样，必然会造成一方面是产品的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另一方面是社会在价格下跌情况下的储蓄的增加和过剩。
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中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平均说来，全国的基尼系数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不断上升，尤其是1985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更是创下了世界记录。”而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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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额刚性支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长期实行低收入、低价格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政策。同时，政府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居民对未来收人和支出的预期比较确定。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居民收入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现期消费的主要约束是现期收入。相应地，居民的储蓄意愿非常淡薄，储蓄呈现稳定但水平低下的特征，据估计，这一时期居民当年收入的储蓄率只有1。5%-1。6%。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保障受到极大的削弱，尤其在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人们产生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后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会大大增加，虽然他们无法知道到底会增加多少、占其收入的比重会有多大。为此，人们必然要选择增加现期储蓄，以备未来支出之需。随着中国老年社会的到来，人们为医疗的大额支出进行储蓄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因此，中国居民必将面临的大额刚性支出愈发成为过度储蓄的重要原因。
3、未来收入的不确定。
利兰德(HayneE。Leland)将由未来不确定性收入而引起的额外储蓄称为预防性储蓄。人们认为，中国目前的过度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预防性储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开始直接与其劳动成果和市场不确定状态结合起来，居民百姓的“铁饭碗”被打破，失业下岗人数大大增加。虽然人们在就业时尚有较高的收入，但一经失去工作，收人马上就会大幅度减少。由于对自己的未来收入难有稳定的预期，甚至产生悲观式预期，人们就必然要为下岗与再就业之间的各项支出而储蓄，必然要为“明天”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失业而进行储蓄。这样，为了保证未来能达到一定的生活消费水平，中国社会的过度储蓄倾向将进一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