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管理”这一术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被广泛使用，其思想源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一书。在这本书里，凯恩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可能会小于总供给，从而造成失业。这种需求不足可以通过政府增加支出或降低税收，或者通过货币当局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得到改善。相反，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则可以施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美国，“需求管理”从来未完全替代“稳定性政策”一词。需求管理假定人们可以通过对一些变量，如私人及公共消费投资，进出口和价格等的合理评估，充分地认识经济运行。如果评估表明总消费和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着“通货膨胀缺口”，那么要求政府采取提高税收或降低公共支出政策；反之，如果出现需求不足，那么就要去估计出要增加多少需求，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需求管理本身并不在于影响产出水平（它是由诸如劳动力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资本设备存量等一些较长期的要素决定），而是在于校正产出水平偏离它有效水平的短期偏差。政府干预的可行性取决于，对是否需要采取行动的认识、决策、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及对目标变量的影响。需求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它还取决于政治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决定了采取政策干预（例如税收变化）的速度和频率英国在最初的时候曾把年度预算作为需求管理的主要对象，其主要工具是税率的调整，而非政府支出后来，对预算调整则是件很常见的事。在必要时，财政政策施行常常辅之以消费信贷控制和对公共部门的投资规则的监管。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收支平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大多数欧洲国家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搭配，来实行积极的需求管理，而美国在60年代以后才采取财政扩张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战后25年左右的时间里，生产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失业率很低，而且生产的波动幅度也降低到历史最低。这种局面的出现到底是不是需求管理的功劳，一些人认为，只有应用一些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才能验证。尽管存在大量的统计资料，但我们对好多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所以只有一小部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秘书处的三位成员在对这些研究的评论中指出，从总体上讲，政策起着稳定经济的作用（卢埃林等(Llewellynetal.,1985年）。他们也证实了马修斯(Matthews,1968年）的结论和观点。由于经济代理人和企业家预期到政府会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所以私有部门会保持着一定规模稳定的投资，这对整个经济的平稳发展有重大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名义工资和物价都有常规的年增长，但以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增长率是平和的，在些国家里，价格的年增长率没超过2％，就是在所有国家中，年增长率都没有高于5％的。这些增长并没有高到出现过度需求征兆：“工资——物价”和“工资——工资”的螺旋式增长，很多国家采用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收入政策”，以使工资增长保持在一般水平上。尽管偶尔出现某种偏离，但工资膨胀率一般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随时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进行调节。到70年代初期，战后的“黄金时代”即告终结。1973年以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产率都急剧下降，并在大多数情况下伴随着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紧接着70年代“滞胀”的是8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在这一时期，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从总体上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其失业率达到30年代以后的历史最高水平。从表面上看，此时需求管理大有用武之地。但在实际上，就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变得日益有限。那么，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悖论呢？我们可以从众多因素中挑出两个来解释，为什么OECD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在70年代上涨了2倍。一个是60年代末期大多数国家的工资膨胀率大幅度上涨，另一个是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价格在1973～1974年上涨了4倍。相比较而言，后一个因素的作用特别大，它不仅从成本角度推动物价上涨，而且减少了石油进口国的需求。尽管6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处于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水平，尽管高利率并不是70年代中期产出和就业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政府还是采用了需求管理的方式来降低通胀率。例如，1978年西方七国在波恩召开的首脑会上，仍然强调了扩张型的需求管理措施。因此，那些低通胀和正的国际收支的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希冀以温和的国内扩张政策，来作为启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这种动机很快被欧佩克所扭转，重新出现的通货膨胀使得这些经济大国，又开始采取一种紧缩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加剧了西方经济的衰退，直到1983年，美国打破这种局面对付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只要措施是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需求管理显然是不能有效地制止失业。然而，对需求管理的潜在作用从理论上有重新评价的价值。由弗里德曼(Friedman）在1968年开创的货币主义认为，在长期内，并不存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替代关系。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失业率被降到由真实经济的特点所确定的“自然率”以下，则通货膨胀率就不仅仅是高水平的，而且处于一个加速增长的状态。同时，由于在对经济形势进行诊断，到政策发生作用的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时滞，所以需求管理的作用必须大打折扣，因此，弗里德曼主张在货币供应的增长上实行一种简单的规则。货币主义的观点在一些国家中被采纳，例如，英国政府在1980年实施的中期金融战略中，就把“先令M3”的管理当成其核心的内容。通货膨胀率开始确实下降了，但后来由于货币供应量超出物价水平限制线，使得货币主义政策失败。5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放弃了上述做法。对需求管理的一个更为激烈的批判，来自于7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理性预期”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计量模型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但它是理性预期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然失业率”的结合产物（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于需求理论的重要结论），因此它否定了需求管理中任何政策组合对现实经济的冲击。然而，理性预期要求所有市场必须出清，它对“非均衡”的经济并不适用，因为在这种经济里，一些重要的市场（例如劳动力市场）并未出清。尽管上述几种批评并非一定正确，但是他们提出了关于需求管理的使用范围和局限性方面几个重要的问题。遵循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需求管理对产出和就业问题仍有潜在的影响。按照他们的说法，70年代和80年代所发生的问题，只不过是需求管理的目标朝着削减通货膨胀率方向转换。如果要恢复需求管理的作用，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一种行得通的收入政策。其他一些人则建议把需求管理目标由实际产出改为名义GDP增长的稳定性。从其自身而言，这种建议与货币主义的主张并没有不一样。但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例如米德(Meade)，把这种做法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他们主张使用收入政策。这里收入政策与传统的是有区别的，传统收入政策的目标在于控制名义收入的增长，而这里的观点则认为，工资的制定应该以就业水平最大化为目标。如果需求管理回到以消除失业为目标的老路上去的话，则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似乎在一些国家中相对小些。但是除非实行可行性的收入政策，否则在很多国家中这种回复是不可能的。同时，对汇率贬值的担心也是影响这种回复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些主张浮动汇率制的人认为，放弃固定汇率制会有利于政府进行国内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不致于因国际支付危机而使需求管理政策中断。但这只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那些试图通过扩张政策制止衰退的国家很快便会出现单边汇率急剧下跌。为了制止货币波动的不稳定影响，多个国家的联手行动是必需的。这方面的尝试性联合行动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从历史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树立了榜样，并且有学者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创建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另一些人则崇尚类似于欧共体区域性经济组织间的合作。总之，需求管理恢复作为一个扩张工具和高就业手段的作用，前景受大多数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愿采取合作性国际政策的影响。G·D·N·沃尔斯维克（G.D.N.Worswick)著黄俊立译王一鸣校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