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辛集市旧城镇新修的商业街上，邢永江的火锅店装修一新，开门待客。与这条商业街平行的那条老街，是旧城镇的老商业街。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邢家的铺子曾是街上最热闹的店面，盛时有十间门脸百种货品。而这么大的买卖就靠制秤打起家底。邢家是一个修制木杆秤的世家，在旧城乃至辛集市周边的各大城镇都赫赫有名。延续到邢永江，已经是第五代了。
凭手艺闯荡立足一方小推车推出制秤世家
邢永江其实已经说不清自己高祖父的名字，只知道他原来是深县小邢村人，会做秤。到了邢永江的曾祖父邢开泰时，因为深县常年干旱少雨，度日艰难，1908年，邢开泰推着小车到了辛集市旧城镇上谋生。
邢开泰在旧城镇上摆了一个摊子，以制秤、修秤为业。当时人们进行商业交易使用的木杆秤都是麻毫秤。麻毫秤秤杆有透眼，用麻绳做提系，刻度在同一个面上，一个秤钩一个秤砣，秤砣是铁铸的，秤杆上的刻度用小钻儿钻坑，用水银填补。秤杆则以红木、檀木、花梨为主。
邢开泰凭借多年制造木杆秤的经验，做了很多创新。他发明了用黄铜丝填补刻度，还将秤杆的材料改成枣木。枣木木质坚硬，做成秤杆后表面光洁细腻且不易弯曲，铜星不易脱落，而且枣木资源丰富、成本低廉，因而邢家的木杆秤非常受欢迎。凭借秤摊，邢开泰足以养家，逐渐在旧城镇上站住了脚。
当时的衡器一般采用十六两制，有些行业也有使用十八两、二十两的。但一市斤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其标准就是“法子秤”。这是清政府制定的标准秤，凡是做秤的手艺人必须要以此为准。每个做秤的手艺人都有一杆“法子秤”，而且要悬挂在制秤场所的显著位置，提醒做秤人要心存公正。邢永江说，曾祖父告诫后人，最重要的是这杆“法子秤”要悬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邢开泰将自己的制秤手艺传给了长子邢集瑞。
创新工艺建商铺杆秤成公平标杆
邢开泰是靠手艺养家，而颇具商业头脑的邢集瑞则在这“秤”上做出了大文章。
邢集瑞非常聪明，九岁开始学制秤手艺，不但继承父业，而且也做了很多创新，他将原来常用的麻毫秤改为铁毫秤，也叫做刀子秤（用铁或钢做成秤杆上的部件作为提系，部件呈刀刃状）。
刀子秤不但更为精准，而且持久耐用，很快就流行开来，不但在旧城各家商户非常受欢迎，而且还远销周边的各大县城——深县、饶阳、安平都在用邢家的“刀子秤”。
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之后，1918年，他在旧城镇上买了一家门店，开设了自己的“祥益公秤铺”，摆脱了在街上摆摊的局面。
“祥益公”这个字号并不是随便取的一个名字。“这个字号有三个意思。祖父小名‘祥子’，所以带一个‘祥’字，他觉得自己做的是有益于社会的事，所以要有‘益’字，‘公’则是公平公正之意，与他从事的制秤行业有直接关联。综合来说，‘祥益公’就是‘祥子要做有益于社会的公平事’的意思。”邢永江这样解释。
“祥益公秤铺”开张之后，开始大量生产刀子秤，产品除了销往周边乡镇县城，生意还逐渐扩大，在天津开设了一家分号。
“祥益公”秤在旧城及天津很有名气。当时，如果两家做买卖发生争议，就会以谁的秤是“祥益公”的为准。如果都不是“祥益公”的秤，就要找一杆“祥益公”秤作为公平秤，双方都会服从，以便解决纠纷。
秤准人公正生意做大制秤铺成了百货商店
旧城镇在当时是周边城镇的一大贸易中心，商业十分发达。极为精明的邢集瑞并没有只拘泥于制秤赚手艺钱，“祥益公”开业五年后，发展壮大，除了木杆秤之外，也开始经营烟酒糖茶、洋布洋火、扇子凉席等百货商品，字号名称随即改为“祥益公广货铺”。
在旧城，“祥益公广货铺”有门脸十间，库房二十余间，伙计十六人，马车三辆，经营上百种商品。“祥益公”是大发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批发，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带的商贩都要从“祥益公”进货。
邢永江幼年时常常听祖母讲述祖父当年的风采。“长袍马褂黑皮鞋，每年八月十六到天津去采购。因为他是老主顾，去了之后，都有人请喝茶看戏，自有人备好货物，最后都是用银票来结算。”邢永江从祖母的讲述中，能依稀触摸到祖父当年大掌柜的“范儿”。
邢集瑞为人公正，做生意守信用，而且很有学问，在旧城镇非常受人尊敬，商界推举他担任旧城的商会会长，每年秋季各地的庙会他都是“届头”。“那时候有规矩，届头不开棚谁也不能开棚，开棚就是开张的意思。镇上谁家有红白事都少不了他去做总管，谁家分家都请他写‘分单’，邻里纠纷，买卖纠纷都请他来调解，没人不听。”邢永江说。
家道中落百货铺散了重操旧业制秤再起家
然而天不假年，邢集瑞在36岁那年突然去世，铺子由弟弟接管。由于经营不善，广货铺衰落了，“到后来叔祖父与我的伯父、父亲分家时，还欠着六百多块大洋的债务。”邢永江说。
邢集瑞去世后，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儿子，长子邢振玉当时只有八岁，次子邢丙申才三岁。“我奶奶一个寡妇带着他们兄弟二人，东拼西借的，在镇上摆了个针线摊儿把他们两人养大。”
长大以后，邢振玉兄弟二人开始收拾整理原来“祥益公秤铺”遗留下来的旧材料和旧工具，打算重操祖业，做制秤生意。然而，他们当年都还没有来得及学如何制秤，父亲就去世了，而遗留下来的这些材料工具，已经残缺不全。
兄弟二人并没有气馁，靠着一遍一遍反复琢磨，终于做出了第一杆秤。他俩卖出第一杆秤的时候，都高兴哭了，“奶奶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烧饼裹肉以示奖励。从此我家又开始了做秤。每逢集日，一人出摊卖秤，一人在家做秤，奶奶仍旧摆针线摊，一家三口就这样相依为命。”
1939年，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旧城，在镇上设立了据点。日寇也需要衡器，他们看中了邢振玉的手艺。日寇派了一个日本兵拿着枪找到了邢振玉家，逼迫他为日寇做二十杆秤。
邢振玉非常刚烈，拒不同意制秤并连夜离家，从此再无音讯。邢永江听祖母和父亲说，只知道他后来投奔了部队，两年之后，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
出了这件事之后，邢丙申和母亲没办法再在旧城待下去，也连夜逃亡到四十里外的泊庄村，仍旧以制秤卖秤为生，一直到日寇投降后才回到了旧城镇。
1958年木杆秤改制，由原来的十六两制改成十两制，邢丙申成为当时县里木杆秤改革委员会研制组的组长，他设计了星点式样，铸造了全县统一砝码。
邢丙申的制秤手艺堪称一绝，有很多生意人请他制秤或修秤。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次，一位亲戚到家里来做客，谈到做生意，说自己发现别人都在秤上捣鬼，有的换了秤砣，有的干脆就是八两秤，在这种环境下，自己根本竞争不过别人，所以来请求邢丙申帮忙做一杆八两秤。
“我父亲一听他的意思就拒绝了。他说，这不是你坑人，而是我坑人，我给你做了八两秤，你把钱赚了，我把人坑了。这种事情我不能做。我父亲从此和这位亲戚断绝了来往。因为这样的事，我家得罪了不少人。父亲一生中制过成千上万杆木杆秤，无一违规，他经常说：我们心中永远要有一杆‘法子秤’。”
木杆秤退出历史舞台做公平人祖训不能忘
到了邢永江这一辈，他从部队复员回家后，也继承家业，学习修制秤的手艺，后来在旧城大队副业衡器门市部工作。
在制秤过程中，邢永江发现传统的“砝码定位法”费时费力，劳动强度大，通过反复研究试验，他发明了“定位器定位法”，快捷准确，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市斤秤改公斤秤时，邢永江设计的公斤秤星点式样被采纳，全县统一使用。
改革开放之后，旧城大队副业的其他行业，比如黑白铁、缝纫厂、烘炉等纷纷跳出集体成为个体户，去闯自己的事业。邢永江和父亲商量离开集体去单干，重开“祥益公秤铺”的老字号，但是邢丙申没有同意。一年之后，大队仅存的这个衡器门市部也解散了，邢永江也只能离开。
1989年，邢永江准备编写一本《木杆秤的制作修理与保养》的技术书，他写好大纲，寄给了一家出版社，但出版社却回复说，木杆秤作为落后的计量器具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近几年就要取缔。因而这本书已经没有出版的价值了。
1994年，当时的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了《关于在公众贸易中限制使用杆秤的通知》。邢永江明白，木杆秤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他不再修制木杆秤，而是开了一家鞋店，之后又做过皮革生意，也开过饭店，但是不管做什么，他都始终秉承祖上的遗训：公平公正、诚信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