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了人类半个世纪的国际计量体系，即将发生重大变革。今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六届世界计量组织大会将会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国际基本计量单位“秒”、“米”、“千克”等做出重大调整。这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意味着什么？中国需要在哪些方面积极应对这次国际调整？在计量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差距？应该怎样制定大计量战略以助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日前，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总工程师、国家计量战略专家刘兆彬。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总工程师
国家计量战略专家
刘兆彬认为，国际基本计量单位将全面实现用量子等物理常数对单位制的重新定义，这是科技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人类将会进入真正的量子时代。但中国现行的计量法和计量管理体制存在三大弊端，计量水平与强国相比有着巨大差距。《计量法》的整体修订非常迫切，要以《计量法》为制度保障迎接国际挑战。只有计量，才能改变“差不多”的现状，如果中国经济想从高增长向高质量转变，离不开计量大战略的构建。
以下是专访实录。
?：听到“计量”这个词我们好像很难一下子想到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联系，它在百姓民生、经济活动和社会治理中有着怎样的作用？
刘兆彬：“计量”听起来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汇，实际上计量就是“计算”和“测量”，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自己经常打趣说计量“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从最熟悉的家用市场，比如我们买菜用的电子秤，家里用的电表水表煤气表等等都是计量在终端用户的体现，它的精确度直接关系到我们百姓的经济利益。交通方面比如加油泵的数值、交通拥堵流量，超速测速仪也是计量。医疗方面，心电图仪、温度计、放疗用的剂量计等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在应对自然天气和灾害时，气象、水利、公共设施、房屋建筑、抗震等级等，也涉及计量。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要统一度量衡，因为计量是国家管理的基础和规范，正所谓“车同轨，书同文”。
当然以上的例子大都是物理计量和化学计量。从我们计量人的角度来看，法治化的实质其实也是计量。所谓法治，就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分类和量的分析来判断罪与非罪，承担多少民事/刑事责任，赔偿多少钱。如果用日本著名计量史学家岩田重雄的一句话来总结“计量”在民生、经济活动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那就是“计量乃文明之母，文明始于计量”。
?：这样看来计量确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知道今年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在11月即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计量组织大会上，国际基本计量单位将做出重要变革。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国际计量单位的变化及其背景？
刘兆彬：根据第二十五届世界计量组织大会的决议，今年将讨论通过用物理常数作为计量单位的基准。简单来说国际单位制（SI）是全球统一的计量单位制，是构成国际计量体系的基石。国际单位制的核心包括七个大家熟知的基本单位：时间单位“秒”、长度单位“米”、质量单位“千克”、热力学温度“开尔文”、电流单位“安培”、发光强度单位“坎德拉”和物质量单位“摩尔”。今年11月，这七个国际基本计量单位将全面实现用量子等物理常数对单位制的重新定义。可以说，影响了人类半个世纪的国际计量体系，即将发生重大变革。
我认为这次计量单位的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第一是当代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我自己曾经把人类计量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一是经验计量阶段，即人类通过自己感知和直觉用肢体或简单物体作为计量单位基准。比如我国古代的“布手知尺，舒肘为丈”。相应的在英国有说亨利一世的胳膊长度便为一码的来源。二是工业革命阶段，计量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计量单位基础从肢体转换成实验室测量。例如我们在1793年确定一米的长度为穿过巴黎的子午线长度的一千万分之一。同样在1793年我们确定了一千克的重量为一升纯水在零度的重量。三是光、原子和量子阶段。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计量组织已经用光和原子对基础计量单位进行了全新的定义。进入本世纪以后，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都对计量提出了更加深刻和精确的要求。我有一个大胆的断言，今年通过了以物理常数为基准的新的计量单位之后，人类将会进入真正的量子时代。并且，计量革命一定会带来新的科技革命，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关键性工具。
第二个背景是经济全球化。我认为二战以后建立的全球化经济规则、便利的交通、商品量剧增和知识产权的发明带来了全球人才流动、资本流动和商品流动，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拿一些数字来举例，1912年时全世界只有20亿人口，今天全球有73亿人口。1950年名义GWP（GrossWorldProduct,世界生产总值）为4,081万亿美元，2014年名义GWP为77,868万亿美元,翻了十倍还多。在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当中，计量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在1875年有了米制公约以后，计量单位的全球统一和规范大大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商品流动和人员流动，使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
?：这七个国际计量单位调整以后中国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案吗？尤其是在制度方面？目前中国《计量法》修改的具体进展如何？
刘兆彬：我一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动力就是制度建设，也可以说我是制度学派的坚定拥护者。我在原质检总局担任法规司司长立项修改《计量法》的时候是2000年。改了十八年，三十多稿，我的头发都改白了，人也退休了，还没出来呢。当然由于计量本身太过复杂，涉及面太广，涉及各部门协调统一的问题，所以修法非常慎重。
中国的《计量法》在1985年制定，1986年实施，到今年已经三十余年了，迄今为止没有做过重大修改。这在我国二百五十多部法律中也是比较少有的。期间我们做了三次条款的修订，例如取消行政许可等等，但并未做整体的修订。我个人认为现行的计量法和计量管理体制主要有以下三个弊端。
首先就是我们的《计量法》调整范围过窄。我常说中国的《计量法》在本质上就是一部器具法，主要以行政手段负责管理计量器具的生产、制造、使用，对仪器的进口也要发放许可证。并且主要限制在工业计量，对服务业和农业计量应用不是很多。一个例子就是，计量的校准市场已经大量出现，但是在《计量法》里连这个词汇都没有。
第二个弊端是《计量法》相应的管理体制基本沿袭前苏联计量管理体制。中国计量从基准到基准传递到应用都是按照行政区划，从中央到省到市，再到大企业、小企业、车间、公民。这样一个量值传递方式远远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需求。效率低，误差大。单一、僵化的行政体制已经不适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在量值的溯源上也是如此。
第三个就是计量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和交叉。虽然在法律上确定了由国家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但事实上很难实行。北京的国家计量院和省的计量院立项重复，国务院各部委之间也会研究同一个项目，浪费了大量资金。
今年两会我注意到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些议案提案，要求加快制修订计量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计量组织今年要变革国际基本计量单位，我们要以《计量法》为制度保障迎接这个国际挑战。原定计划是今年内由原国家质检总局提交国务院，形成草案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现在由于机构调整，可能计划相应要作出调整，无论如何我认为《计量法》的修订真的是非常的迫切，再不改就真来不及了。如果我们想从高速增长经济向高质量经济转变，离开计量将一事无成。
?：除了尽快修改《计量法》，您认为中国在计量方面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什么差距？中国应该怎样制定大计量战略？
刘兆彬：要说差距，我记得胡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个名人，叫做差不多先生。他的名言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对差不多先生来说，红糖和白糖差不多，八点三十和八点三十二差不多，兽医与人医差不多，最后快咽气的时候他还说，活人和死人差不多。差不多先生去世以后，大家都盛赞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叫他圆通大师。
那么差不多到底是差多少呢？有几个数字可以告诉大家。目前我们国家主要计量基准传递和溯源的覆盖率不到60%。也就是说有40%的行业、企业、机关、单位、在计量方面都缺少量传和溯源。没有量传和溯源怎么来保障量值的准确度呢？另外一个数据也很惊人，目前我们采用的国际计量基准采标率不到世界计量基标准的50%。从实力上来说我们现在可能排在世界第四位左右，但和前三的差距很大。我们的工业软件90%需要依靠进口，高精尖计量仪器设备的70%-80%也需要进口。这说明我们和强国有着巨大的差距。
而这种差距的本质，我认为就是计量。只有计量，才能改变差不多的现状。计量在所有科学技术中是唯一有严格法律规范的技术，大多数国家都有计量法，更有44个国家将计量写入了宪法。法国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推行公制计量单位，历届国际计量组织大会都在法国召开。计量已经变成了法国的国家竞争力。美国方面，隶属于美国商务部的国家标准科技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ofStandardandTechnology,NIST）专门从事与计量和标准相关的科技研究，提供校准服务。近十年NIST的预算在8亿到15亿美元不等，并且法律规定NIST必须每三年制定国家计量战略计划。
所以我认为要想拉近我国和发达国家在计量战略方面的差距，第一，要确立大计量为国家发展战略；第二，加快计量法修改进度；第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设立国家顶级研究院，引入顶尖科技人才；第四，推进政府与社会的协同管理；第五，在公民生活中有意识的普及计量知识，树立计量文化。老骥伏枥，我也将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继续为中国的计量事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