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并提出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对质量提升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积极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质量最根本的是市场属性，市场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离市场最近，最能感受到市场动态、社会需求、技术走向。改善质量供给，关键在企业，主要靠竞争。只有一家家企业都以质量为目标、一件件产品都有质量，经济发展才更有质量。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凡是竞争充分、市场化程度高的领域和行业，质量水平就高。目前，我国已有各类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其中企业超过3100万户，这些都是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主体，也是保证质量的责任主体。充分发挥这些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使之在质量管理、质量攻关、质量创新、质量提升中占主导地位，提高企业技术标准、计量测试水平和质量检测能力，加强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全过程质量追溯，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创造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前提和长期任务。
提升质量、赢得市场，企业存在内生动力，一般情况下运用市场之手可以解决。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个培育、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完善，市场之手在质量领域也有失灵的时候。这就需要政府之手及时介入和弥补，让“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协同发挥作用，达到“琴瑟和鸣”的效果。美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高度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上世纪80年代，面对日本等国家的竞争压力，美国政府意识到：若想在世界经济领域处于领导地位，获得质量竞争优势是至关重要的。1987年，时任总统里根签署波多里奇国家质量促进法，批准设立国家质量奖，提出一系列改进质量和提高生产率的措施，时至今日美国政府还在坚持实施质量激励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能力的提升。因此，在我国现阶段，政府与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应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理念、方式和职能，切实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重点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效能上下功夫，为提高供给体系质量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要坚持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分离”“多证合一”，实行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减税降费，加快行政审批网络化、便利化、标准化建设，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坚持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健全大质量工作机制，完善国家质量激励与约束政策，推动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探索建立质量竞争政策和质量分级制度，注重发挥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机构在消除质量信息不对称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改变政府采购“唯低价是取”“最低价中标”模式，形成优质优价、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坚持用法治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和综合执法，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逐步建立企业信用监管长效机制，创新对新产业新业态的监管，加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清除地方保护主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起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
二、培育壮大新动能与改造提升旧动能相结合
所谓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所谓旧动能，是指传统动能，它不仅涉及传统制造业，还更宽泛地覆盖利用传统经营模式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旧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有利于调整存量、减少低质无效供给，做优增量、扩大优质高效供给，从而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同生物、能源、材料、神经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引发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集群性技术变革，加速了人才、技术、知识、数据、信息等新生产要素大规模创新型应用，推动了共享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蓬勃发展。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居全球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2年的21.8%增长到了32.9%。这些变革对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既提供了重大机遇，也形成了倒逼机制。
在培育壮大新动能方面，应突出科技创新，实现“无中生有”。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中国仅生产其中10%的芯片，每年进口芯片的金额高达2000多亿美元。“中兴事件”告诉我们，谁引领了科技创新，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能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同时也警醒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发展只能靠自己。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狠抓基础研究，加强技术攻关，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使之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发挥互联网作为新基础设施的作用，发挥数据、信息、知识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作用，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推动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快速涌现。在改造提升旧动能方面，应突出深度融合，实现“有中出新”。强化环保、质量、安全等指标的硬约束，用好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生产许可、能耗评价等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消除“僵尸企业”，减少无效供给。坚持创新和质量双轮驱动，既要依靠突破性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又要借助质量提升挖掘传统产业潜能，通过精致设计、精益制造、优质服务增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步伐，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促进传统产业“脱胎换骨”“老树发新芽”，提高其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三、“守底线”与“拉高线”相结合
这里的“守底线”，是指守住最基本、最关键的质量安全底线，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放心、吃得放心。质量是基础，安全是底线，也是红线。高质量的发展必须首先是安全的发展，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重要保证，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统计，美国每年因消费品安全问题造成近7万人死亡、3600万人受伤。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质量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但消费侵权、质量违法、食品药品安全等事件仍时有发生。据测算，我国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000亿元，假冒伪劣商品造成的直接损失达2000亿元以上。服务质量投诉快速攀升，特别是新兴服务领域尤为集中。“三聚氰胺”“长生疫苗”等事件告诉我们，守不住质量安全底线，就有可能搞垮一个企业甚至淘汰一个产业，进而影响到百姓消费信心和产业经济发展，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执政基础。因此，要把维护安全作为政府监管的首要职责，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食品药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聚焦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创新监管方式，实施以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底线的管理模式，推动从处理具体事项的细则式管理转变为事先设置红线的触发式管理，严厉打击消费侵权、质量违法、制假售假等行为，强化产品侵权民事责任，建立安全保险风险分担机制和商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着力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坚决守住公共安全底线。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既要“守底线”，也要“拉高线”。所谓“拉高线”，就是要有更高标准、更高层次的质量发展要求与水平，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要满足这种需求，质量安全是前提，但还要抓质量提升，只有质量水平提高了，假冒伪劣少了，消费者对个性化、高端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才有保障，所以“拉高线”与“守底线”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矛盾和问题突出，特别是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服务质量贸易逆差逐步扩大，保险、银行等传统经济品牌价值下降。据统计，在2017年“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美国上榜品牌233个，而我国只有37个；在最新的国家品牌指数排行榜中，我国在163个参评国家中仅位列第64位。受质量和品牌等因素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外溢”每年超过万亿元。近10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平均出口单价只有18.75美元/公斤，远低于日本的39.74美元/公斤。这显然与我国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迫切需要下最大气力抓全面提高质量。高质量首先要有高标准。质量提升，标准先行。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开展对标达标专项行动，推动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新产业标准领航工程，加快标准提档升级，充分发挥标准提升对质量变革的引领和倒逼作用。高质量还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劳动力数量充足能做大GDP总量，劳动力素质提升才能做优GDP质量。要把提高决策者、经营者、管理者、生产者的质量意识和质量素养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着力建设一支重视创新、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努力培养更多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为质量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四、“优进”与“优出”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来越大。”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开放，高水平的开放有赖于“优进优出”。所谓“优进”，就是从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有选择地进口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重要资源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优质消费品。所谓“优出”，就是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推动产品、技术、标准、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国内综合生产成本快速攀升的压力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在我国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量已经很大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改变过去以量取胜、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附加值，推动外贸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因此，坚持“双轮驱动”、实施“优进优出”，是促进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通过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扩大国外先进技术、紧缺资源、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有助于推动本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创新和经营效率、改善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利于我国供给质量提升。同样，通过支持优质的中国制造、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出去，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外国公司同台竞争，这将倒逼我们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所以，一方面，要做好“优进”的文章。围绕国内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需要，通过下调部分产品进口关税、实施贸易便利化政策、强化技术性贸易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举办进口博览会等举措，进一步扩大关键技术、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另一方面，要做好“优出”的文章。在促进出口数量增加、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的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引导企业加快培育国际知名品牌，通过“一带一路”等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向世界推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质量竞争力强、品牌附加值高的中国产品和服务，加快形成以技术、品牌、标准、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