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女的生命危在旦夕，夫妇俩开始了几乎无望的奔波。
为了一个目的
“你们女儿的病在加重。”达拉斯中心医院的狄克曼大夫，告诉埃迪·罗伯茨和诺玛夫妇，“早做肾移植，她才能得救。如果能找到她的生身父母，得到一个捐赠的肾脏，就会大大减小植入的阻抗。”
早在21年前，罗伯茨通过律师收养了克丽丝德。他们不知道孩子的生身父母，但告诉女儿当她很小时就收养了她。克丽丝德4岁时患了糖尿病。“那时看上去并不严重，注入胰岛素就能控制病情。”诺玛说。她是一个娇小、热情的50岁的妇人。
克丽丝德10多岁时已长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是个优等生，能骑马、弹风琴。然而，在她上大学的1978年，糖尿病骤然恶化。一觉醒来，她突然发现伸手已难见五指：视网膜血管爆裂，她失明了。
“她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承受着这个打击，”埃迪说，“但一年半以后，她的肾衰弱，只得每周进行三次理疗。”她的身体变得虚弱，血压下降，血液循环反常。
如果肾移植进行于血缘关系者之间，就有90％以上的成功率，否则低于70％。因此，罗伯茨必须找到养女的生身父母。
为克丽丝德接生的医生还活着，他知道其母；但正身患重病，已不能谈话。
收养子女的法庭记录已经封存。罗伯茨求教一位律师，律师说：“我很乐意帮忙办成，但坦率地讲，这几乎不可能。”
不可能？也许可能！诺玛和埃迪没有灰心，他们祷告上帝：“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救活孩子。”
他们找了另一个律师，律师去见达拉斯地方法官，请求为合理的缘由开启记录：一个姑娘的生命维系于此。
那天晚上，律师打来电话：“法官说你们不能看记录。但我可以。”
记录里写着克丽丝德生母的名字：“巴娜·帕特。”
抓住救命稻草
尔后，诺玛和埃迪在公立图书馆里，一页页地翻查书架上的旧电话簿和城市人名录，发现有许多叫帕特的，就此打了几十个电话，但均未找到。他们所做的这些始终都瞒着女儿。他们知道，即便找到了巴娜·帕特，但如果她不愿献出肾脏，将对克丽丝德造成更大的打击。
下一步是查询旧的结婚登记卡。埃迪在航空公司就职，诺玛要照料羸弱的女儿，所以一天只能查几小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埃迪决定提前退休。
终于，在厚厚的卷宗里。巴娜·帕特这个字眼跳入埃迪的眼帘。她在克丽丝德出生前4年与一个叫沃特斯·塞姆的结婚。这是否就是要找的巴娜·帕特？另外，沃特斯·塞姆和其妻是否还住在当地？还有，是否他俩还活着？这些均是未知数。埃迪又翻旧电话簿，但没能找到沃特斯。
埃迪和诺玛已为档案馆所熟悉，至1981年底，他们甚至翻查了全部不动产的办理记录和商业执照申请，仍无沃特斯·塞姆这个名字。
那年秋天，狄克曼大夫告诉埃迪：“如若再不很快找到克丽丝德的父母，就只好给她植无血缘关系者的肾。她的心脏极弱，风险很大，也许会死于手术台上。”
埃迪给公司打电话询问：乘飞机的老顾客中有没有叫沃特斯·塞姆的。噢，有了，他被告知沃特斯的居住区，但没有电话号码和具体地址。埃迪的情绪有些低落，他后来承认：“当时，我们只抓住了几根稻草。”
12月13日，星期天晚上，在警察局值班的基莫偶尔翻阅最新的人员登记册，上边有在职或退休人员的照片和简历。当埃迪打来电话时，他正看到“沃”字头名单。埃迪问是否有数据库，可提供20年内的人名地址资料。
“你找的人叫什么？”基莫无意问道。
“沃特斯·塞姆。”
一阵沉默。猛地，基莫一眼瞥见沃特斯·塞姆的照片。“我知道这个人！”他叫道。
星期二，基莫打来电话：“沃特斯·塞姆否认他是克丽丝德之父，却承认曾与巴娜·帕特结过婚。他也不知她现在何处，但告诉了她兄弟的地址。那晚基莫会晤了帕特的兄弟，他证明他的姐姐现已与柯林斯·汤姆结婚，但她不曾把孩子给过别人。
迅速的决定
柯林斯·帕特是一个高个苗条的妇女，她最先与沃特斯·塞姆结婚，有了安妮；她第二次联姻，怀孕5个月时就遭丈夫遗弃。那时帕特20岁，没有职业，父亲亡故，她无法带两个孩子再去照料守寡的母亲。所以，当大夫告诉她有一对夫妇想收养孩子、并精心抚养时，她同意送出婴儿。最后，帕特又与一位印刷工汤姆结合，有了现已10多岁的莎拉和简·汤姆，帕特从未告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姊妹，她时常想那孩子，也只知道她是个女孩，她渴盼能相逢的一日。
那晚下班回家，帕特的兄弟对妻子说：“我碰上一件怪事。有人问，帕特是不是送过婴儿给人。我想要是有这事，我会记得呀。”
“瞧你这记性，她送过！”
立刻，他斟词酌句地打电话给姐姐：“帕特，有一个21岁的姑娘，因为糖尿病失明了……”
帕特止住他，她已明白：“你说的是我的孩子？！”
“是的。”她兄弟略一停顿，“她急需一个肾脏，不过你不要立刻决定，要多想想。”
当帕特得悉患糖尿病女儿的一瞬，就下了决心：“我要移给她一个肾，就这么定了。”
帕特只有一个要求，手术前见女儿一面。“我知道，我们以后也不可能有太多的牵连，”帕特对兄弟说，“但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肾给她。”
12月17日，星期四，诺玛和埃迪唤醒克丽丝德：“宝贝，大喜事，我们找到了你的生身母亲，她要捐给你一个肾！”
那天中午，诺玛的电话里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我是柯林斯·帕特。”一阵意料中的颤栗遍于诺玛全身。
“你生母的电话，克丽丝德。她要来看你，你想不想见她？”
“啊，那当然！”克丽丝德喊道，“快些来吧！”
20英里外，柯林斯·帕特第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
帕特和诺玛约好晚上在家相见。诺玛放下听筒对克丽丝德说：“你生母太激动了。”
“我也是”。克丽丝德回答。
那天下午，帕特早早地结束工作，她紧张得不能自抑。7点前，柯林斯夫妇已在敲诺玛的门了。诺玛和埃迪领他们走进女儿的内室，诺玛帮她站起来：“克丽丝德，这是你母亲帕特。”
克丽丝德伸出了手。愣了片刻，母女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整个晚上，她们都依偎而坐。
几小时的聚谈里，两家人不时悟觉到一种伤感。诺玛曾带着3岁的克丽丝德去过帕特经营的商店，而柯林斯·汤姆在中心医院的走廊里，也曾多次遇见过这盲姑娘——她妻子的女儿。
翌日，帕特向其他儿女告诉了他们未见过面的姐姐的情况。他们说：“我们真盼望能见到克丽丝德。”
一个大家庭
以后的几个月，帕特一直给女儿输血，以使移植的肾能更像自生的。1982年6月，母女俩进了中心医院。手术前的早晨，帕特走进克丽丝德的房间。
“不论发生什么事，宝贝，我都要让你知道：我爱你。”
克丽丝德紧紧抓住帕特的手：“我也一样，妈妈。”
等在楼下房间的有诺玛、埃迪、柯林斯·汤姆及孩子们，还有两家的30多位朋友。“起初，是两家人等待和祈祷，”埃迪说，“最后，就融为一体了。”
4小时后，狄克曼大夫微笑着走出手术室，手术看上去是成功的，植入的肾已泌尿，好兆头，以后的几个月里，克丽丝德逐步恢复健康。
医生说，克丽丝德复明是不可能的。
“别人也说过，找到她生母是不可能的。”诺玛和埃迪说，“我们已有了一次奇迹，为什么不能求得第二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