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为了那块砖头
千里明月 · 2008-05-08 23:03 · 28624 次点击
【作者】:张敏
【出处】:自学【国家】:中国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只能有一个渺小的理想。
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二十二年……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都是十七八岁的新战士的战友,在营房后边的砖瓦窑上谈起了个人的理想。热血沸腾之余,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砖头上,向上苍发了誓,然后把砖头砸得粉碎——谁要是说话不算数,下场就和这砖头一样!
有两个战友说的理想是下决心存钱(那时我们在青海香日德当兵,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津贴)。有一个战友要拉二胡,说将来最起码要在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为大家演奏。还有一个战友说,也要搞音乐创作,最少要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
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当年名字写在砖头上的那几位战友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有一次遇在一起,自然谈起了那场“砸砖立誓”的事,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存钱的,临退伍时存到三千元以上。不过他们现在并不怎么富裕,因为那些钱都花完了。
拉二胡的那位,果然在他们工厂举办的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上过两次台,也确实得到了掌声。
早在1965年,那位搞音乐创作的战友就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一首队列歌曲。
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砖起誓之后,我便一个心眼写电影了。我的工作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管犯人。这里没有新华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我手头只有一本《电影文学》,反复看了几十遍,便开始写一个《岳飞》的电影了。不久,我收到了八一厂编辑寄来的封信,告诉我《岳飞》已有人写过了,并让我从生活出发,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把这封盖有公章的信象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我到监狱里去,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犯人正在画一副监狱里开晚会用的布景。那人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因为右派问题判刑15年。我得知他有一个儿媳妇在《电影文学》当美术编辑;提笔便给她写了一封信,随后寄上了三百元。一个月后,我牵了三匹马,从40公里外的邮电所驮回了一公尺高的六叠子杂志。那些书刊杂志解开来,足足有一个立方。
我把这些书全部藏在床下边,抽出每天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认为好的剧本、好的评论撕下来,另装成册。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用自购的打号机,给《优秀电影剧本选》上打号、编目、装订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临走前,我交待我旁过那个外号叫“骚鼻子”的战士,不让他翻我的东西,他答应了。赶我回来后一看,头都气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剧本呀,评论呀,全都翻乱了。他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里面找美人头。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声喝道:
“不让你乱翻,你手贱什么?”
“翻了怎么样,能判劳改么?”
“你再敢翻一下?!”他满不在乎,顺手拨了一下,那些单页便飘了一地。我眼睛红了,回身抓起一支枪,顺手上了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过去。只听见“妈呀”一声,他倒在地上了。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宿舍里有一个排的战士。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洗衣服。听见这一声不是平常人喊出来的喊声,都站了起来。我背靠着枪架,顺手抓起了一颗手榴弹,并且拉出了导火索。当时我想,去他妈的,咱一块死吧!我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失去了血色,所有的眼睛都不打闪。
在这个当口,副排长开了口,他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见过大场面,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个“骚鼻子”,高声骂道:
“这货早该枪毙了!翻,翻!打死他活该,朝他脑袋上戳!”
这明显是向着我说话,我激动的要流眼泪了。他一眼也没有看我,几大步就走到“骚鼻子”面前抬起脚去踢他。猛地,他返身抱住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拿手榴弹的那只手。抓的那么有劲,我动都动不了了。他大声喊:
“快来,给我捆起来!”
据说当时最轻的处分是要打发我回家的。团政治处主任在会上说,这个战士要学习,将来想当作家,这不是坏事。过去我们没有过问这件事,干部们有责任。把他留下吧,给他点条件,说不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第一条是我必须给“骚鼻子”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遵照执行,买了礼物,到卫生队去看他。一见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张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宝贝了,我撕下来的那些漂亮女人像都还给你,你再不要用刺刀戳我了。”
我真是后悔极了。我恨不得碰死在他面前,求得他的原谅。我的头在床头上碰烂了,但心里面说,我一定要当文学家,只有当了文学家才能对得起他们!否则,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部队首长原谅了我。战友们原谅了我。只给了我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主任还风趣地说,只要你当了作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写出来,将来我给你撤掉这个处分。
连里腾出来一个洋芋窖,支了一个床板,每月到司务长那里领三斤煤油,发给我一盏马灯,允许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里看书。
这件事传到师里。师宣传科每年给我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的机会。三年后,那些书看完了,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的中文系。我写了七个电影剧本,虽然一个也没有被采用,但是许多制片厂都说我的剧本有点苗头。我为师团演出队写了许多节目,演出了,还得了奖。临退伍时我那个处分果真撤掉了。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1968年退伍,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我没有写出一个被采有的电影剧本来,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我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变成铅字。
1974年春天,区上请了一个作家,给全区的业余作者讲课,我也弄到了一张票。去得迟了些,小礼堂已经坐满了。守门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样说:
“这里面是讲课,不演电影。听课的都是作者,你是作者吗?”
“我,我写过电影剧本,写过七个。”
“放映了吗?”
“没有。”
“发表过作品吗?一首诗也行。”
“没有”
“那不算作者。写过电影的人多得很,没有拍,屁都不顶!作者是见过铅字的,你连铅字都没有见过,算什么作者?”
我看着他的宽边眼镜,咽了一口唾沫。
“请你记住,十年后,我给你讲课!”说完这句话,我返身就走。
我重新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今生要写一部电影,改编的不算。写一百个短篇小说,全部要发表。写三个中篇小说,再写一个长篇,当然也要发表。
第二年的夏天,有几位作家在我厂深入生活。他们看了我的一些习作后,认为我还有出息。有一天,我们到街上闲走,时值中午,便来到西安解放商场的一家茶馆里喝茶。闲聊时,见那茶馆全是用报纸糊着墙壁。他们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章?
我不动,一动也没有。他们果然都找见了自己的文章。羞愧呵!我站着和人家一样高,吃饭和人家一样多,年龄也不比人家小多少,怎么脸上这样的无光彩?
人是应该有些尊严的。要常常知道害羞才行!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散文《献给母亲》,第二天又写了一篇《蚕女》。
我的小木箱里,已经有十几斤“作品”了。如今又添了两篇。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我格格不入,文学杂志几乎没有。我还有个自己的想法:没有稿费,我绝不投稿。
为钱么?是的。我花了那么多钱,得把本捞回来才行。没有稿费,等于不承认作者的劳动,我不干。
1977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作家丁树荣同志,他告诉我要实行稿费制了。
我当晚拿出了《献给母亲》和《蚕女》,久久徘徊在邮电大楼的门前。寄还是不寄呢?可怜搞了十几年创作,还没有正式投过一次稿。过去那些剧本什么的,都是通过组织寄出去的。竟不知怎么个投稿法。我想到:寄,无非是不用,又不犯法。寄给哪家呢?反正是发不出去,寄一家大的试试。
一个多月后,有天早晨,我正在车间干活,厂政治部来了一个干事让我到政治部去一下。
大家都紧张了。我镇静了一下,想想最近干什么坏事没有?两天前我曾用饭盒偷过厂里一点水泥回去做花盆,莫非被发现了?反正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就硬着头皮来到政治部。那干事脸上一抹平川,半天才问:“你是不是给什么报社写过文章?”
我赶忙点点头。他说:“写的什么,为什么不汇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说:“人家来函调查你,看你和‘四人帮’有没有联系?”
我这个小蚂蚱能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哟?
他并不让我看那表格,只是说,把原稿拿来审查一下,党委最后定了再说。
我默写了一篇我的文章,给了他。过了一星期,问他时,他说,星期五开党委会,会上定了再说。
我第一次真地注意起厂党委会了,并且知道了那开会的地方。
散会了,他眼一瞪说:“忘了,下次再说。”
我收到了《解放军文艺》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两篇均好,都准备采用。只是还没有收到单位的复信,问我是否可以催一催。
十五年了,我将要看到希望的曙光了。为了那块砖头,那誓言,我买了一条烟,晚上到那干事家中,随便的样儿把烟往他床上一扔,轻描淡写地说:“我有战友在烟厂工作,内部处理,一块钱一条。弄了两条,卖给你一条。”
他拿起那条烟,问我:“这么便宜,多弄几条来行么?”
我心里说,多弄几条?我一月就四百大毛,卖老婆孩子呀!嘴上却说,没问题。末了问到那表格的事。他说,算了,值不得上党委,我现在就给你盖个章子,你寄走得了。
我连夜用挂号信把这“同意发表”的盖有工厂大印的表格寄到北京去了。
1978年农历年三十晚上,有朋自工厂来,十五里路,送来了三本《解放军文艺》。《献给母亲》发表了。《蚕女》也寄来了清样。
十五年,漫长的十五年,我看着我变成铅字的名字,喝了三杯酒,流了两行泪。
有了开头,就不能让它断了。
几年来,我收到六千多元的稿费,“本”捞回来了。
今年,我改编了张贤亮的长篇《男人的风格》,西影厂已开拍。不过,改编者有三个人。我的理想是要写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名字的电影。写不出来,我仍然可能“粉身碎骨”。
奋斗也许不应该有止境。我不给自己增加砝码——那样就确实有止境了。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只能有一个渺小的理想。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二十二年;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怕还要继续奋斗二十二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