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格洛伊尔①的姑娘是否比一个名叫贝莎②的姑娘更使人感兴趣？在电话里短时间听到的一个人的声音，能否作为辨别他主要性格的根据？凭一张像片是否就能准确地说出这个人的国籍？黑皮肤的罪犯是否比金发碧眼的罪犯更常见？
显而易见，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从掌握的材料来看，相信这些事情的大有人在。你可以去问一个大学里的男孩子，他是愿意在第一次互未见面的约会中碰到一个叫格洛伊尔的姑娘呢，还是一个叫贝莎的姑娘？或是去问一个姑娘，她愿意遇见一个叫理查德③的男孩子呢，还是一个叫卡斯贝特④的男孩子？在人们的头脑里——正如你也是这样——名字总是同一定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而站得住脚的理由几乎没有。
“意大利人”一词会在人们头脑中唤起一个肤色黝黑、易冲动的人的形象；“知识分子”一词则会使你眼前出现一个瘦长、安静、戴一副玳瑁边眼镜的人。“罪犯”似乎是指一个皮肤棕黑、面孔陌生、衣衫不整的人；而“婆婆”一词会使你联想起一个冷酷女人的脸。
这样一来，我们只需听到一个词，就已经准备好现成的解释了。我们能够不假思索地想象出爱说话的爱尔兰人，节俭的苏格兰人，吝啬的犹太人，不动感情的瑞典人，高大而富有的得克萨斯人，爱激动的拉丁族人，易动怒的银行职员，粗俗的卡车司机，头脑简单的警察及举止笨拙的女驾驶员。但是忽然间，我们会遇上一个能干利索的女驾驶员，或是一个在爵士乐厅里消磨傍晚的银行家；我们还会碰到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警察和一个穷困潦倒的、矮小的得克萨斯人；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苏格兰人和一个性情沉稳的拉丁族人。那么，我们会不会因此而放弃头脑里的那些模型呢？恰恰相反，我们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事实作为“例外”而搁置一旁，然后等待那些能套入我们模型中的人出现。
一些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那德大学的学生们曾被叫去看三十张吸引人的陌生姑娘的照片，并被要求按照“喜欢”、“漂亮”和“聪明”这样的分类分别写出自己对每个姑娘的评语。两个月之后，这些学生又被叫去看这些照片，但这次每张照片都给起了一个虚构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美国名字。把两次评语拿到一块儿进行比较时发现，在那些名字代表着某些民族的面孔中，被评为“漂亮”的减少了，被“喜欢”的就更少了；与此同时，有美国名字的姑娘突然间似乎都变得更好看，更令人喜欢了。
为什么我们总要坚持这种对世界草率下定义的做法呢？这起源于我们的童年：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学会一眼看出电视中“好人”与“坏人”的区别。小孩能很快就掌握一份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人的一目了然的名单，而这些定了型的看法是很难被抹掉的。
我们带着这些标准的形象告别了童年，以后这些形象又不断地被电影、书籍和其他娱乐手段反复加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口中的百分之四十是由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的人组成，可是只有百分之十的美国杂志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属于这些人的。在我们听到的和不断重复的笑话里，有各种一成不变的角色，这是证明我们用定型法思维的另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除了这些外在的使我们产生僵化思维或偏见的力量之外，我们自己也常常主动地求助于它：当我们要给一个扑朔迷离的世界下定义时，我们只简单地把各种复杂的人们分成几个类型，然后就习以为常地按这准则行事了。我们没有勇气逐渐地了解人，而情愿作思维上的懒汉。
年长日久，这种思维习惯就很难抛弃了。虽然在被我们定了型的世界里的人们要比一个蹩脚电影里的人物有趣得多，可我们却满足于事先预料他们应有的样子。
避免这种定型化思维，你才能真正领略到世界的丰富多采。
①英文中Gloria与Glory的音相近，有光荣、荣誉、灿烂辉煌的意思。
②贝莎（Bertha），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的妻子。
③理查德，英王一、二、三世的名字。
④卡斯贝特，英国一僧侣和主教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