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晓亚
【出处】：读者文摘【国家】：中国
夜深了，酒精灯里的酒精不太多，当我从高高的架上拿出一瓶酒精想给灯里添加时，不料绊到椅子脚，整个人倒在桌上。霎时，酒精火焰在我头上、脸上、颈上和大腿上猛烧。
一种求生的本能，使我推开小房间的门。我由楼上滚下来，晕了过去。
清醒是在灼伤后的第三天。我在医院里。我没有眼睛，没有嘴，没有鼻子；唯一可以发出的声音，只是“呜”的一声，不像人声，倒像一只将要受屠宰的猪发出的尖叫。我烧伤了很多处，最严重的地方在脸、颈、手臂和大腿上。
唯一能动的，只有双脚。我学会在需要止痛药时就蹬一蹬脚。然而我很清醒，乐观，一点也不害怕。“灼伤的地方好了，那就一切都没问题，”我想，“最坏也不过是以后不能穿裙子或游泳衣吧。”
每次医务人员给我换纱布，我便痛得整个脑袋都快要爆了。一直到5个星期后我能张嘴时，只能靠手上吊着的葡萄糖和盐水针活命。
一个半月后的一天，我半睡半醒时，听见姐姐轻声说：“她的眼睛好多了，但她照过镜子，恐怕又会希望永远不再睁开眼睛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我真正损容程度的暗示。当晚，我临睡饮泣，不能自制。
“要是我，一定去死”
医生割去我脸上、颈上和右腿上的死肉，从左腿上割下一层层皮，移植上去。
此后做过6次类似的手术，情况没有多大好转，父母为了付我那笔6万元医疗费，已经债台高筑。他们带了我出院，让我在姐姐家休养，然后再转到台北一家较好的医院。
在姐姐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找镜子，不料他们早已将所有的镜子和能照人的东西全收藏起来了，连金属的羹匙都换了塑胶的。于是有一晚我偷偷溜到楼下房客的浴室。
映在眼帘的简直不堪入目，可怕得几乎使我将头撞在镜上：前半个脑袋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小撮头发在脑袋后面；脸部缠着纱布，还渗着斑斑的血渍。我冲到街上，想找一把刀将纱布割开，看看自己的真面目。才走出门口第一步，就遇到一个小男孩，指着我大叫：“鬼啊！有鬼啊！”我连忙窜回家，心跳得很厉害。
一星期之后，爸爸妈妈带着向亲友借来的两万块钱，送我到台大医院做整形手术。此时，伤口还没痊愈，随时都可能引起并发症。医生暂时只能给我打针，希望伤口愈合时不会太凸起。我右眼旁的肌肉收缩了，所以要从脖子割两小块皮肤，移植为新的眼皮。手术后一星期，纱布揭开的时候，我向护士要了一面镜子。我的脸简直怪异，象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尽是坑坑疤疤的伤痕。用指甲刮一下，不痛，用劲挖一下，稍有感觉。真正的痛，痛在心里。我活下去干什么？我爬上病床哭得死去活来。
主治医生安慰我：“等伤都治好时，我们会给你介绍个好的整形医生。”
我把被拉下，把头探出来：“那要花多少钱？”
“很难说，”他说，“差不多20万元左右”
我哪来这么多钱？家里已负债了。我又哭起来，越哭越伤心。
日子在沉默与绝望中消失，此刻我已了无生趣。我用睡不着的藉口骗取一粒粒的镇静剂，只想积少成多，然后一古脑儿吞下去。有天妈在我旁边一头栽在地上。医生们说她心力交瘁，营养不良。我又知道爸爸给我捐血太多，渐渐不支了。我请求他们回家，决定自己照顾自己，生存下去。
1976年4月，我出院了。医生对我说：“等整形后，还会更好的，只要你有信心。”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一位员工送了一本《圣经》给我，要我信从上帝的安排。“神的旨意不能避免，”他说，“只有全心全意地去达成。”
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吗？太残忍了。我只是个20岁的女孩子啊！戴着一顶阔边帽子、一副大墨镜和一个纱布面罩，回到了家。
“你心中的信仰”
回到家里，我一直不敢出门见人，父母也怕让别人看见我。家里有客访，我便赶紧躲起来。邻人都在说闲话，绘影绘声地说我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毁容是报应。妈痛苦极了。爸爸建议我到山上的姑姑家小住，那里人烟少，可与山胞为伴。我不肯，我不甘心做个影子，一辈子见不到阳光。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爸爸。我说要回到台北，赚够钱去整形，在太阳下找个容身之所。
我走的那天，爸爸很难过的望着我。“晓亚，你太倔强了。”他说，“如果熬不下去，就回来吧。”
我望着他，露出艰涩的笑容。
我在台北好不容易租到一个房间，三个月后，房东太太因为我没付房租，要将我撵走，我只好出去找工作。
一个女人看见我，“哇”的一声惨叫。当我跨上计程车时，司机惊吓地说：“小姐，另坐一辆吧！”我跑回寓所时，一群小孩子吓得直喊：“鬼来了！”顿时我才发现，我忘了戴头巾和墨镜。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根绳和安眠药。在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将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用力摔在地上，装圣像的玻璃盒破碎一地，但盒里的圣像安然无恙，在柔柔的月光下，它以无限的慈悲向我招手。一个启示闪进脑海里：“基督宽恕了辱骂、诅咒他的人，为什么我却没有勇气生存下去？”
第二天房东太太将我撵出去。坐在公园里，我玩弄着我一直佩戴的金项链——那是我还是婴孩时妈给我的。那天我当了它——换得2500元。
不久，我找到一份在教会主办的儿童院当校役的临时工作。看着修女们照顾生病和受伤的儿童——有的烧伤得和我一般严重——我深受感动。修女们忘我的热诚，使我懂得怎样才是坚强，于是我决定再尝试投入社会。
1976年秋，我在一家咖啡店找到洗碗的工作。第一月后，老板可怜我，给我4000元薪金，“那妖妇一定在老板身上施了邪术！”一个同事埋怨道。但我已经学会对别人的侮辱逆来顺受。听说马偕医院整形手术的水准很高，我决定去那里做手术。
在马偕医院，手术将我大腿的皮肤移植到脸上。虽然院方已经减收一半以上的费用，但仍要付1.5万元，于是我又身无一文了。为了使新植的皮肤能长得好，身体象只龙吓倒弓着。我两肩扎着两个两公斤的沙包；一个重重的枕头绑在背部，使它屈曲。
除下纱布了。但医生告诉我，要我戴一个治疗用的面罩，盖着面和头，最少要戴半年。面罩戴起来很不舒服。我很颓丧，简直不想下床。
有一天，护士说服我坐轮椅去医院的花园里，我把轮椅停在电梯门口。电梯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少妇牵着个小男孩。她一见我，“哇”的一声抱起男孩就往楼下奔。这突来的举动引起很多人围看，我只想赶快逃回病房躲起来，情急之下整个轮椅却翻倒了。我忍着刺骨的痛爬回病房。
“沈晓亚，我是林医生，来看你。”
“给我滚！”我大嚷，“我不要任何人看我。”我疯狂地要除下面罩。
后来社会服务部的郑小姐来看我。“我已经问过林医生详情，”她告诉我，“就是为了这个面罩，你拒绝所有关心你的人，更拒绝你自己的信心。”
“拒绝的我信心？”
“你是一个不肯向环境低头的人。我记得头次见面时，你说为了不愿生活在阳光的夹缝里而要奋斗。难道你现在就为这面罩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吗？”她表情严肃，“想想看，爸爸为你不辞劳苦，想想看，你为了这次手术所付出的代价，还有林医生帮你开了一天的刀。难道你想前功尽弃吗？”
她走后，我静静地想着她的每一句话。我已失去外在的美丽，但毕竟还活着，一定还有希望，有快乐，能鼓起勇气去接受事实的考验。
爸爸来接我出院。
“回家吧，”爸爸说，“让爸妈来照顾你。”
“不，”我说，“我要自己照顾自己。”
林医生伸手向我道贺。“保重吧，”他说，“美德比容貌更加重要。耐心的照顾，慢慢就会恢复得更好的。”
我心里默默地说着：“半年后，我们再见面。我一定会回来做第二次手术的。”
“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留在台北，继续洗盘子、送报，拿些零活回家里做。有时也动笔写些稿，可是一封封的退稿使我失去提笔的信心。在工作上，仍会遇到一些取笑我的人，有故意的，也有无心的，我只有尽量忍耐，不断的鼓励自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第二次整形手术上。我省吃俭用，积下了我需要的1万元。
入医院的前一天，我在楼梯上见邻居张美夏在痛苦呻吟。“小姐，我能帮忙吗？”我叫道，意忘记了自己。那次意外后我因为自惭形秽，从未主动接触过任何人。
“我胃痛。”她吃力地说。我招呼计程车送她去一家私人诊所。经过治疗就好了。
张美夏再三感谢我。“我注意你很久，”她说，“非常佩服你，只是没机会认识你。”
我觉得惊奇。
“不要怀疑我的诚意，”她说，“你永远是你，在我眼中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自从意外之后，我才第一次对别人有用——一个陌生人在我身上发现了可取之处。
第二天，正当我准备进院时，张美夏来敲门。她又痛得很厉害。我把她送到医院，经过诊断，医生说须做紧急盲肠手术。我一直伴在她身旁，直至把她送进手术房，才记起今天自己也要去办理住院手续。很奇怪，我经历到一种罕有的平静——我不再担心手术会不会创造奇迹。我有了生存的目的——我还可以帮助他人！
我住院四星期，林医生把我大腿上较厚的皮肤，移植到脸上上次移植得不太成功的地方。我脸上的皮现在好看多了，不堪入目的疤痕大都消失了。然而直至半年后做第三次手术，我还要戴一个小面罩。
经过多次手术，我的容貌好看多了。最重要的，就是我已经可以接受自己。我曾经从一个拥有一切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使人惊愕甚至耻笑的对象。今天我已敢抬头挺胸走在人群里。现在我是个成衣厂的产品管理员，同事都称赞我，鼓励我。
但我仍时时感觉到生活缺少了些什么。那是一份内心的空虚。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怎样才可以使它有意义呢？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发现励友中心“为您服务专线”。于是我拨通了电话。
“我是个非常不快乐的女孩子。”我开始说。干事吴小姐希望我能到中心面谈。她说虽然我有肉体上的缺陷，但是聪明，有教养，仍然可以成为社会上积极而有用的一分子。
回去不久电话响了。“沈小姐吗？”是吴干事，“今天中心很忙，你是否有空过来帮一下忙？”
我立即去了，替他们做些文书工作。此后我决定在工厂下班到励友中心做义工。现在我知道我心目中缺少了什么——对别人的爱心。“没有被黄蜂叮过的，不会知道黄蜂叮的滋味。”有手、有脚、有美丽外表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出残障者的辛酸。但我知道，我可以用我的同情心去帮助其他受创的人。而且我要不辜负父母对我的爱。
当然，我可以用我一生之力去挣钱做更多的整形手术——但这样到我死那天也没有完，而我永远还是比以前的沈晓亚难看，何不找个较有建设性的目标呢？终于我决定了：做好下一个林医生说必须做的手术后，我再也不整形了。
日子过得很愉快：我已慢慢淡忘我的容貌——起码我不再计较自己的外表了。我不再恐怖，不再自卑，生活也不再那么孤独、寂寞。我开始帮助比我更不幸的人。
刘惠英是一个好例子。她打电话来中心前，已经接近自杀的边缘。她是个年轻主妇，有个两岁的孩子。她得了怪病，脸色黄得可怕，头发变得枯黄。和我交谈后，她知道我怎样面对我的不幸，便决定不自杀了。
林美容是个25岁的护士，生活一切顺利。可是一年前，她不幸瘫痪，自此便变得很孤僻。我告诉她，总有一天她会和我一样，可以再回到阳光下。今天，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大有进步。
从那时起，我将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应付自己的生活开支，另一部分作慈善用途。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天灾人祸的消息，我都以无名氏的名义去捐几百元给受害的人。
1978年2月，我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样子虽然好看了些，但仍是颇有缺陷。很奇怪，我越是不理会自己的样子，越是觉得和常人没有区别。我一心一意地为中心和求助的人服务。很多时，我似乎又见到父母的笑容，是因为我已能自立，还是时间冲淡了他们的哀伤？
我的工作受到传播界的注意。中视播了一套半小时的特辑，介绍我的故事。《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许多刊物又陆续发表了关于我的特稿。中心和家里收到数以百计的来信。
因为饮食过分省俭，时痛时好的胃病与我为伍。1979年6月，我竟因此失了成衣厂的工作。自此以后，我很难找到差事，虽然我从未找过需要仪表端庄的工作，但我仍旧处处碰壁。不过我绝不气馁。我也曾兼职文员、抄写员和工厂工人。
我仍旧不时作慈善捐款。朋友都责备我，说我自己开支尚应付不过来，还要去捐钱！我的答复是：“我不能等待我的面容恢复到5年前的样子；我不会等到薪金升到6位数字。现在我已从黑暗中摸索出来，站在太阳底下。我真的希望帮助别人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