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垂死者设立的医院里，住着一些真正的英雄。虽然生命衰微，可这些平凡的英雄待人和蔼可亲。他们表现出英雄气度，他们对离死神更近的人给予鼓励，他们安慰家人和亲朋。
威廉·詹姆士认为，人类奇迹的要点在于英雄主义。他说人们需要勇气。英雄气质是我们的一种本性。
我早早到了这所医院，不紧不慢地沿着走廊走着，因为我盘算着，假如我该写一写死，那就要体察一下死的迹象。我要探察垂死者的神色，找到我认为肯定是绝望感的东西。
在526室，我见一位中年男子冲我热情一笑。在528室，一位老妇摆摆手但没说什么。走到第三个门，一个病人问我天气是不是变冷了。每个人都远比我推测的要机敏活跃，尽管有的还昏迷着。每当我走过一个病房，总传出一声“喂”或干脆“嗨”一声。
我对死亡和濒临死亡的一切偏见都受到了挑战。空气清净新鲜。他们有的穿着逛街的衣服，小桌上是鲜花，多数房间挂着亲友的照片。明亮的阳光照进会议室的窗子。我不知该不该这么说，此处是一番令人愉悦、振奋的景象。
我在这所将死者的医院所得教益之一，是乐观主义。阿尔伯特·加缪曾说过，“只有一种自由，接受死亡”。直到我走访了这些重病人，对加缪的见解，我才有一种理性的体会。简言之，他表明，一旦抛开死之恐惧，我们便能一心投身于生活。或者换个说法，当你从你的生命结构中觉察到你将死去，你会选择生。于是你畅然欢度余生。
不过，道理上讲得通的东西，感情难以接受。临终的病人当真愿愉快生活？能在茫然慌乱之下悟出生活的意义？当死神将近时，谁还能愉快地活着？
大卫·卡尔森会肯定地说，是的！我在医院的咖啡店看到大卫，他正在广告板上写写画画。我问他在设计什么，他得意的亮出一幅高大松林环抱下的一间小木屋的草图。
“我这辈子都想有一间小屋”，他说，“可钱总是不够，而且总是太忙。当医生诊断我病到晚期时，我想也许是盖房子的时候了。”
我问他：“你认为你会看到盖房那一天吗？”
“大概不行了。但那不重要。它会在我心中盖起来。我会喜欢它的，就像身临其境。”
我们聊起北方的森林以及他如何使小屋隔热、在什么类型的湖上建房。
“有的人大概以为我疯了。可是我信奉一条，千万别放弃你的选择权。”他笑着补充说，“假如我能让他们都感到惊奇，不是个收获吗？”
他幻想着实现梦想，神色愉快，表情风趣。我离开咖啡店，他的话在我耳畔回响：“千万别放弃你的选择权。”
放弃选择多么容易。可我们为什么放弃呢？我们有这么多潜在的可能性，为何不发扬光大呢？我们内心贮存着的许多希望有待我们去开发，我们为什么放弃希望让自己陷入绝望呢？
把什么事都归罪于灾难，这并不难。可我想这种借口过于便巧。大多数人并不是由于一场灾祸而丧失生活的信心，而是因为从此看不到值得留恋的细小乐趣。
我做这项研究时遇到的一些最愉快的人，都是那些即便在死前几天、前几个钟头还决意欢享生活的人们。
一位祖母为等她孙子们来而活着。他们到了医院后，她便加入他们欢快的戏耍并宣布她的遗嘱。那个晚上，她忙织她的花边儿，打算送给孩子最后一件礼物。一个小伙子把一台录音设备带到医院。他夜以继日忙着录制他最喜爱的爵士乐作品。然后作为礼物送出去。
一个年轻的癌症患者有一本精致的集邮册。“我住进医院并不等于说我不能有闲情逸致，”他说。他的病房像个历史学家的办公室，书籍堆得高高的。
渐渐地，我开始懂得一种联系：当病人们欢享生活点点滴滴的乐趣时，他们毫无恐惧地生活。当他们创造时，就顾不上心烦意乱。而当满脑子恐惧时，死亡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