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喜欢简单可操作的管理办法
一直以为，追求简单可操作的办法是实际工作的核心思路，而且那种复杂到不可操作的办法肯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简单可操作”的思路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放之四海而皆准吧。
但看了关于德国垃圾处理的故事，忽然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疑问，简单可操作是否也有个依据的标准，为何我们喜欢随意的简单可操作呢？是否只有中国人才有“简单可操作”的思路呢？
在德国，每户居民住宅门前一般都有黄蓝黑绿四只色彩鲜明的垃圾桶，桶上都贴着简明易懂的垃圾分类图案。黄桶上列明装废弃金属、包装盒和塑料，蓝桶和黑桶分别“吞食”废纸和普通垃圾，绿桶则收集茶叶和蛋皮等生物垃圾。因为运走垃圾要收费，所以每个垃圾桶都写上了户主的名字并上锁。
在倒垃圾方面，德国的规定十分繁多，但大多数德国人都能一丝不苟地按照规定办事。更有甚者，有人在垃圾箱上面专门放置了垃圾分类的法律书籍，以指导正确的分类放置垃圾。
终于认识到了德国人的严谨了。通过严格的执行，终于把复杂的事情也变成简单可操作，真是“伟大”啊。
反观国人，正好相反。竭尽所能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美其名曰“终于简单可操作”了，也可以算作一种“国粹”。大的不说，往小里说，国内很多企业里有的领导今天刚制定了“上班不准迟到”的规定，要求保安人员严格监视，对迟到的人严加考核。结果明天自己先迟到了，还无动于衷，认为是“刑不上大夫”。员工看在眼里，自然上行下效。天长日久，监督人员也“简单可操作”后，效果可想而知，只有领导还成天苦恼“执行力从何而来”。
历史上有个朱元璋偏不信，认为依靠权力可以执行“复杂而合理”的政策。朱元璋出身贫民，父母都死于元朝官僚的腐败为政，所以对反贪下了很大的力气。但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急躁的“杀贪官”上，认为可以威慑官员的贪污欲望，而没有考虑官员俸禄太低的原因。朱元璋的肃贪行为虽然可敬，效果却不佳，这是因为他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而没有注意从各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一味的猛打猛杀，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贪污现象很少，但他死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严重。
但也有“简单可操作”成功的案例：
禅宗发源于印度，进入中国后，本来作为佛教的一个分支之一而已。但到了六祖慧能，他实现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玄学佛教生活化，贵族佛教平民化，义理佛教实用化，大力宣传“顿悟成佛”。由于慧能不识字，他的方法“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自然非常简单可操作，使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并深刻的影响了儒学，导致理学的诞生。而且在慧能之前，禅宗都修行《楞严经》，但慧能开悟的《金刚经》非常简洁，非常符合中国人好简洁的习惯，最终《金刚经》取代《楞严经》成为禅宗修行的经典。
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认识到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事实，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并在农村推行了非常简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没有的内容），最终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一根筋的“简单可操作化”只能将事情变的不可收拾。而消极的“简单可操作化”隐藏着对“合法规则”的藐视，对“潜规则”的默认，这是中国文化的“糟粕”，是我们要摒弃的。而积极的“简单可操作化”是最终将“潜规则”合法化，形成所谓的“中国特色的XXXXX”，完成中国化的历程。各位熟悉西方管理理论后，不妨试着将理论与国人的“潜规则”相融合，形成合乎国情与企业现状的“简单可操作”，方能应用到企业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