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拼才会赢
这首卡拉OK口水歌，映照新时代人们典型心态。
时代赋予我们太多机会，每个人都想赌一把，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拼搏成为理所当然的主旋律，不拼的人是可耻的。
《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照新时代人们心态。
在传统社会里，要想获得上层社会地位异常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类身份一旦获得，也就意味着不易失去。子承父业，阶层分化，权贵者的子孙一般还是权贵，底层民众也一般难以摆脱生就带来的社会身份。一个人能不能跻身上流，很大一块在于出身，而不在于一生中通过发挥才智获得成就。也就是说，关键是你是谁，而不是你做了些什么。
现代社会的主要欲望和激励因素使得这一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世袭身份被废除，社会身份不再只取决于家庭出身，还有个人成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发展迅速变化莫测的经济体系中，只要肯于能力，善于经营，巧抓机遇，定会有让人激动人心的个人飞跃。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主，那些勤奋学习的知本家，那些宦海沉浮的权力精英，那些天降大运的速成明星，都成为这个崇尚个人奋斗时代的鲜活教科书。
于是，你争我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和潜规则成为支配社会运行的主要规章。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里，人，或者说有能力的人，只要生而健全，智商稳定，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拼搏努力，赢得成功。这个流行于19世纪中叶的生物理论，认为所有人在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但社会精英敢于拼搏，成功致富，是这个人类丛林里的老虎。如上观点，在今天同样受欢迎，特别是在“土壤肥沃”的中国。
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映照新时代人们典型心态。时代赋予我们太多机会，每个人都想赌一把，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拼搏成为理所当然的主旋律，不拼的人是可耻的。《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照新时代人们心态。在传统社会里，要想获得上层社会地位异常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类身份一旦获得，也就意味着不易失去。子承父业，阶层分化，权贵者的子孙一般还是权贵，底层民众也一般难以摆脱生就带来的社会身份。一个人能不能跻身上流，很大一块在于出身，而不在于一生中通过发挥才智获得成就。也就是说，关键是你是谁，而不是你做了些什么。现代社会的主要欲望和激励因素使得这一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世袭身份被废除，社会身份不再只取决于家庭出身，还有个人成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发展迅速变化莫测的经济体系中，只要肯于能力，善于经营，巧抓机遇，定会有让人激动人心的个人飞跃。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主，那些勤奋学习的知本家，那些宦海沉浮的权力精英，那些天降大运的速成明星，都成为这个崇尚个人奋斗时代的鲜活教科书。于是，你争我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和潜规则成为支配社会运行的主要规章。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里，人，或者说有能力的人，只要生而健全，智商稳定，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拼搏努力，赢得成功。这个流行于19世纪中叶的生物理论，认为所有人在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但社会精英敢于拼搏，成功致富，是这个人类丛林里的老虎。如上观点，在今天同样受欢迎，特别是在“土壤肥沃”的中国。爱拼是一种个人态度，更是这个上行社会的价值观。当中国拼到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时，少数人的爱拼精神更应激发多数人的奔富行为，更应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如是，爱拼才会有共赢结果。（文潘滨）不患寡而患不均创富—均富—贫困—再创富的循环，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史。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结结实实地干成了一件事：消灭富人。那个要穷大家一块穷的时光居然在今天仍不乏怀念者。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心理倾向，仿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会分崩离析。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朝礼制，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至于均贫富和大锅饭，那是后人衍生出来的某种奢望。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均贫富过，大锅里还有小锅小灶。改革轮回是，从之初贫困的计划经济体制挣扎出来，彼时厌恶平均主义；今天又呼吁把公平放在效率前面，“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被拿出来说事。一个良好社会，每个人的财富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其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中外都有社会理想，中国人的理想放在了获取财富的结果上（均富），西方人的理想放在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上。这导致中国人无休止的折腾，西方循序渐进的财富积累。日本千年公司尚有十数家，中国百年老字号则纷纷濒危。中国人在机会面前永远是“有枪（权）就是草头王”，机会围着权力转。近年来改革活力趋少，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定型化，创富机会越来越少，阶层间的流动可能性越来越小。表现为创业越来越难，居住上贫富分区，阶层观念上彼此敌视，出现“第二代富人”和“第二代穷人”的社会地位世袭现象。机会围着权力转，改革机制扭曲，好处与机会落不到无权者身上。出现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结果是侵占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1994到2004年10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出现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机会高度垄断导致郎咸平所谓过冷与过热“二元经济”格局，导致中国股市与房市今天的症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原罪问题被提出来，企业家和富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被拎出来“拷问”。财富通过不平等机会攫取，多数人会不忿。权力集中与财富集中，前者之恶甚于后者，因为权力更加扼杀他人的机会。（文肖锋）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从起跑线上就开始一场延续15-20年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祖训，而是广告语。有人将它评为最讨厌的广告语，原因是“误导了国人对起跑线的盲目重视”，制造童年恐慌。类似的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教育部副部长韦珏也说过：“中国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媒体评论“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词，犹如皇帝的新装一般道出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事实”。如果没有后面“基础教育的水平关系到人才发展的后劲，关系到全民族的素质，是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的基础工程”，会让人以为这是媒体的嘲讽之言。这句话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起成为中国父母的教育信条，农村人砸锅卖铁指望孩子飞出山沟，城里人节衣缩食好让孩子保持竞争力——曾有文章《一个美国华人的决定：送孩子回中国读小学》，说是美国有学校把Integrity（诚信）、Honesty（正直）、Responsibility（负责任）、Respect（尊重）、Compassion（有同情心）、Self-Discipline（自律）贴在冰箱上，却不特别鼓励孩子学习，唯有中国的教育，“基础扎实，谁的小孩回中国读了一年书，到美国学习就拔尖了”。为什么孩子在美国不愿意学习，在中国就愿意？或许幼儿园就开始流行的排名表可以作为答案。中国自1994年提出“素质教育”，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孩子的童年苦难，不过将补习班变成了钢琴班，中国孩子的童年就在起跑线上，因为它们注定要参与一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起跑线”不仅是中国人的教育观名片，背后更牵涉中国人成长进程的心理问题、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以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宏大命题，被忽略的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孩子应该有的快乐童年。中国的孩子从起跑线出发，一跑往往就要跑15到20年，中间要过高考独木桥，亦要面临毕业后的就业压力——中国因此出现新名词“过学死”。曾有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学生程小龙在北京四所高校发放了200张问卷，专门调查大学生的自杀问题，在所收回的问卷中，有近13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有过自杀念头。（文黄小娴）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改革开放初曾流行过“不吸烟，不喝酒，不好色”的极品男子，新世纪初盛行的却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三不主义者。“三不主义”的始创者是台湾人施明德，他也依此履行。所以数十年来，他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知己不求红粉无数，天亮以后亦是朋友。这种感情态度最初只流行于男性圈，继之被部分思想前卫女性接受。每个成功的“三不男人”背后，一定有一群坚决的“三不女人”。三不主义者大多年轻，长相与经济条件都不错，因此艳遇机会相当多，依照当事人的秉性还可延伸为不承诺、不犯法、不放过、不留恋、不回忆、不要脸等等。不主动原因有二，一是太忙，拒绝都拒绝不过来。二是手段，两性关系中越主动的人越被动，不动声色的人才能闷声发大财。不拒绝只限于对心仪的对象来者不拒，而且宁可错过，也不放过；不负责则分事前事后，事前者昭告天下，让女人知难而退，事后则是在女人意欲登堂入室时逃之夭夭。其中“不负责”，是“三不主义”精髓中的精髓，它不会因骗取感情而轻易许诺，从而将对方的美好希望变成巨大失望，本质上是一种最大的负责态度。“三不主义者”是情场上灰色地带的暧昧人物，你很难以传统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们肯定不算有情有义的君子，但也绝对不是性滥交和陈世美。“三不主义者”的特征可能有：他大多独身而独居，去夜店的时候比去公司更多；他的行踪很神秘，每次和你相处时间总不超过72小时；他很少主动约你，
爱拼是一种个人态度，更是这个上行社会的价值观。当中国拼到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时，少数人的爱拼精神更应激发多数人的奔富行为，更应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如是，爱拼才会有共赢结果。（文/潘滨）
育到思维解放，五花八门。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有的教育都要从娃娃抓起，现在更是要从胎教抓起。这个时代不仅慢不下来，而且还要把起点提前，从空间和时间上都要压服对手。我们所创造的生活方式就和我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样，不能慢只能快，而且要越来越快。在这样的比赛规则里，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最先闯过终点线是唯一的目标。(文陈漠)常回家看看家庭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伦理，也是最有效的社会细胞。“常回家看看”一度是老外必学的一句中国话。它由戚建波作曲、车行作词，最后经陈红演唱传遍大江南北。它自1999年问世，至今已十载。它的流行，击中中国人一心向前奔生活的软肋：父母。凭藉家长里短的碎嘴与真情流露而俘获人心。每到年关，返乡大潮中并不都是农民工。社会学家预测，这一现象要维持到这一代人在城市终老之后。常回家看看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不能常回家看看，没有时间，只好用歌言志，表达美好情愫。虽然煽情，但亦很温情。此后，多少反映家庭生活的电视剧借鉴了这样的手法。家庭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伦理，也是最有效的社会细胞。美国总统羡慕中国：家庭承担了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义务。中国人的传统幸福观是：子孙绕膝、四世同堂、合家团圆、家和万事兴。现在老一辈还认为：人一辈子图什么，挣钱做什么，养育后代，才有盼头。不婚群体的流行，使常回家看看有了变奏曲。不是领着孩子回家看看，而是租个男友回家看看。不是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而是父母常常“逼婚”。大龄剩女直奔“圣女”。常回家看看，要的是回家那种氛围，熟悉的景况、寒暄、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做做家务、吃顿好饭、说说亲戚家的事。中国人的生活气场就此弥漫开来。但新新人类不这样看。不愿意亲人和亲戚扎堆攀比、找关系、交公务员朋友、把在外地大城市工作当受苦、图安逸。所以，“常回家看看”对他们而言是一首过气歌曲。他们要自由自在、小天地、个人体验、网上购物交友、宅在出租屋或商品房里。一辈人对下一辈人的苦心无可挽回地面临着心理落差。（文胡赳赳）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若不出事，中国人心存“侥幸”；若出事，中国人相信“报应”。因果轮回因果报应，是佛界的事，普通中国人却多有共鸣。当香港电影《无间道》里曾志伟演的琛哥说出“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时，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有一大堆同义兄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过得了初一，过不到十五。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自作孽，不可活。离开校门、离开家门、离开铁饭碗、离开大树，就算出来混了。混什么？凡人眼里不过是功名利禄。30年来，国势日隆，八仙过海，混法不同，潜规则亦出，财富不都在阳光下。有的商人怕消费者投诉，有的企业家怕警察敲门，有的官员怕纪委双规。中国首富黄光裕曾对传媒说“我们最终是英雄，还是变成烈士，现在结果还未见分晓。”现在快见分晓了。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3个行长贪污挪用4.83亿美元公款后逃到美国，归案时感叹：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就普通人来说，年轻时拼命赚钱，渐老时拿钱买命，此为身体健康之还；炒股赚了一把，又被套牢以致割肉，此为理财之还；参与非法集资，先获高额利息接着血本无归，此为发财梦之还；高收入不纳税，被检举遭重罚，此为贪婪之还；飙车招摇过市，又因撞人被捕，此为风光之还；走后门找关系，又被人走后门顶掉，此为歪门邪道之还。《红楼梦》里有一首词，写尽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的真义：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霄红纱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已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祆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才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若不出事，中国人心存“侥幸”；若出事，中国人相信“报应”。再想“平平淡淡才是真”、“小心行得万年船”，是不是太晚了？“信我，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好人。”“你去对法官讲，看他会不会给你机会。”（《无间道》台词）。（文山鸡哥）不患寡而患不均
更不曾送你玫瑰花；他常常说喜欢你，却从来不说爱你；除了在床上的亲密时刻，大多数时间你们相处得像个普通朋友；他既不介意你的过去，也从没想过与你的未来；他对你的家庭与朋友圈子不感兴趣，同样地，他也对自己的圈子守口如瓶；你心里可能视他为知己、男友或灵魂伴侣，他心里却不过视你为可419或4N9的性伙伴而已。遇上“三不男人”，“三不女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不理睬，不接受，不上钩……两性关系由两性间的游戏滑到另一个极端：这么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好处。（文朱坤）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这句最具现代气质的格言最初是句广告语，是已故香港广告才子朱家鼎上世纪80年代为铁达时手表所撰。此言一出，迅速风靡万千都会男女。在此之前，中国人向往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则响亮地宣告了一个爱情新世代的到来，他们礼貌地向传统爱情观话别：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传统中国人的爱情观可用“轻、苦、灵、贞”四字形容，他们相当轻视爱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将女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器皿与工具，即使有爱情，也总会退居大义与亲情之后。血浓于水的关系至死不弃，厌弃了的情人则弃若敝履。一段爱情最好的归宿不是长相厮守，而是沉淀为亲情。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还充满了苦涩，相思是爱的主旋律，求而不得是爱情的至高境界，唐明皇与杨玉环在太平盛世时的爱情只是稀松平常，只有当阴阳阻隔人鬼殊途时，那时的感情最苦涩，也最珍贵。在中国人的理想爱情观中，性与爱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更加受到推崇，肉体的痛苦则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歌颂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义夫与寒窑苦守十八年盼郎归式的烈女。男人可以喜新厌旧，但绝对不应该始乱终弃。女人可以嫌贫爱富，但绝对要保持忠贞。但时代不一样了，男女都平等了，传统道德已不能完全控制社会了，谁还能保持这样苦涩、忠贞而长久的爱情？当爱的承诺比不上嘴唇的触碰和肉体的交合，当柏拉图屡屡以失败告终，传统爱情已死。是时候修改对于爱情的定义了。爱可以脱离婚姻，虽然道德的婚姻总要以爱情为前提，但和婚姻无关的爱情亦非不道德。性开始成为爱的重要部分，没有性的爱与没有爱的性都不值得歌颂，但也不应该贬斥。道德不再是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爱情不是契约，甚至婚姻都不是。我们时代的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文朱坤）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老板是做梦的，员工是做事的。做事的人做到极限，女人变性成男人，男人亦变性成畜生。这是打工界的不幸，却是老板界的大幸。好听一点叫敬业、叫事业心、叫激流勇进，不好听一点叫拿人当驴使唤、蘸着脑浆殚精竭虑献青春。上行社会机会多，人人都在搏：扬名、出位、出人头地。不仅是80后要在职场奋斗，70后60后，前面还有两代“老人”奋斗不止其乐无穷。于是乎能者多劳，优质高效，一个人拿两个人的薪水干三个人的事管四五个人，这在中国企业界是常态。你不干?多少人盯着呢，想干还没有机会，话语权永远在老板那一边。不正当竞争?维护劳工权利?不这样干，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不断增高的是亚洲、日新月异的是中国，睡不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置身于中国，一个巨大的ShoppingMall，活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抗压力抗忧郁症抗过劳的高手。此前，则是日本。有一句战略口号叫：用空间换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不断裂变、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人恨不得三头六臂事事争先，否则就被遗忘就被抛弃就被淘汰。想不变成永动机一样的动物也难。上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革命，这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经济。这一个时代看上一个时代可笑、不值，上一个时代看这一个时代不懂、可悲。崔健歌唱得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象还未厘清，结论早已过时。经济管理类的书籍永远热卖，机场书店永远在播企业管理的传经送宝，看的人永远如痴如醉。传媒界亦如是，最害怕天亮一睁眼，头条新闻漏报；最害怕重大事件不在现场；最害怕历史节点未被总结呈词；最害怕影响世界的事情被处理轻了于是把每一个事情都扩大化处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香，干得比驴多”，这种上班族的调侃，成为某种软性抗议。解闷的开心网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其解压功能。毕竟，开心也是一种生产力。（文胡赳赳）不当农民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7.2亿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已成往事。农民真苦——相比其他职业，农民的劳动量最大、不一定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投入产出比最低；农村真穷——国家的巨量基建项目和设施都落在城市，农村只是被扩张与蚕食的对象，最大的价值是土地价值；农业真危险——没机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就连和农业相关的兴修水利之类基础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踪迹全无，仿佛中国从来就不是农业大国。谁也不愿当农民，就连农民工也不愿当农民。在农村的中学，班主任对面临高考的考生说：“想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举了。”以前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养猪的丁磊不会被视为农民，他是中国百富榜上的人；而那些“农业户口者”即使在城市打工，从事着365行的工作，依然会被视为农民。农民还成了形容词，形容1：指的是某人局限于一个状态不够进取；形容2：特指对事物看不透；形容3：冒傻气；形容4：不时尚。今天，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他们都成功地不当农民了。他们成功地脱离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尽管他们吃的依然是大米、猪肉和蔬菜。在乡镇企业和城里讨生活的2.26亿农民工也不想自己的儿女再当农民，甚至不想他们回农村读书。外来工子弟学校、打工学校多起来了，虽不生于城市，但要活于城市，最后扎根城市，再也不回到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讨生活。国家提倡城市化，城市追求国际大都会化，中心城区追求CBD化，市民生活追求现代化和西化，这些都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不能提供的。城市化不可逆转，农村越变越小；农二代扎根城市，农民越来越少。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文山鸡哥）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全社会都渴求成功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资源紧张的时代，生存就是攫取资源。毫无疑问，这正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根源。突飞猛进的大时代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稳定感，发展机遇突然涌现、行为规则尚未明晰，一夜成名、一夕暴富的神话屡屡出现，人脉、家庭、财富、学历、能力、智商、情商、心态、健康等等方面不确定因素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成为节点、拐点、起点和终点。人人奋力上进，虽然都还不太明白为了什么和怎样上进。找工作很难，可加班也辛苦；办公室政治激烈，可学业竞争同样激烈；事业难以成就，可感情同样贫瘠；有压力累，没压力怕。整个时代都患有竞争焦虑症，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毕业等于失业，考研等于死缓的失业。每个人都渴望充电，增强竞争力，各式培训班从外语到营销、从心灵培
创富—均富—贫困—再创富的循环，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史。
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结结实实地干成了一件事：消灭富人。那个要穷大家一块穷的时光居然在今天仍不乏怀念者。
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心理倾向，仿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会分崩离析。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朝礼制，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至于均贫富和大锅饭，那是后人衍生出来的某种奢望。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均贫富过，大锅里还有小锅小灶。
更不曾送你玫瑰花；他常常说喜欢你，却从来不说爱你；除了在床上的亲密时刻，大多数时间你们相处得像个普通朋友；他既不介意你的过去，也从没想过与你的未来；他对你的家庭与朋友圈子不感兴趣，同样地，他也对自己的圈子守口如瓶；你心里可能视他为知己、男友或灵魂伴侣，他心里却不过视你为可419或4N9的性伙伴而已。遇上“三不男人”，“三不女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不理睬，不接受，不上钩……两性关系由两性间的游戏滑到另一个极端：这么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好处。（文朱坤）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这句最具现代气质的格言最初是句广告语，是已故香港广告才子朱家鼎上世纪80年代为铁达时手表所撰。此言一出，迅速风靡万千都会男女。在此之前，中国人向往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则响亮地宣告了一个爱情新世代的到来，他们礼貌地向传统爱情观话别：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传统中国人的爱情观可用“轻、苦、灵、贞”四字形容，他们相当轻视爱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将女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器皿与工具，即使有爱情，也总会退居大义与亲情之后。血浓于水的关系至死不弃，厌弃了的情人则弃若敝履。一段爱情最好的归宿不是长相厮守，而是沉淀为亲情。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还充满了苦涩，相思是爱的主旋律，求而不得是爱情的至高境界，唐明皇与杨玉环在太平盛世时的爱情只是稀松平常，只有当阴阳阻隔人鬼殊途时，那时的感情最苦涩，也最珍贵。在中国人的理想爱情观中，性与爱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更加受到推崇，肉体的痛苦则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歌颂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义夫与寒窑苦守十八年盼郎归式的烈女。男人可以喜新厌旧，但绝对不应该始乱终弃。女人可以嫌贫爱富，但绝对要保持忠贞。但时代不一样了，男女都平等了，传统道德已不能完全控制社会了，谁还能保持这样苦涩、忠贞而长久的爱情？当爱的承诺比不上嘴唇的触碰和肉体的交合，当柏拉图屡屡以失败告终，传统爱情已死。是时候修改对于爱情的定义了。爱可以脱离婚姻，虽然道德的婚姻总要以爱情为前提，但和婚姻无关的爱情亦非不道德。性开始成为爱的重要部分，没有性的爱与没有爱的性都不值得歌颂，但也不应该贬斥。道德不再是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爱情不是契约，甚至婚姻都不是。我们时代的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文朱坤）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老板是做梦的，员工是做事的。做事的人做到极限，女人变性成男人，男人亦变性成畜生。这是打工界的不幸，却是老板界的大幸。好听一点叫敬业、叫事业心、叫激流勇进，不好听一点叫拿人当驴使唤、蘸着脑浆殚精竭虑献青春。上行社会机会多，人人都在搏：扬名、出位、出人头地。不仅是80后要在职场奋斗，70后60后，前面还有两代“老人”奋斗不止其乐无穷。于是乎能者多劳，优质高效，一个人拿两个人的薪水干三个人的事管四五个人，这在中国企业界是常态。你不干?多少人盯着呢，想干还没有机会，话语权永远在老板那一边。不正当竞争?维护劳工权利?不这样干，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不断增高的是亚洲、日新月异的是中国，睡不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置身于中国，一个巨大的ShoppingMall，活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抗压力抗忧郁症抗过劳的高手。此前，则是日本。有一句战略口号叫：用空间换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不断裂变、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人恨不得三头六臂事事争先，否则就被遗忘就被抛弃就被淘汰。想不变成永动机一样的动物也难。上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革命，这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经济。这一个时代看上一个时代可笑、不值，上一个时代看这一个时代不懂、可悲。崔健歌唱得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象还未厘清，结论早已过时。经济管理类的书籍永远热卖，机场书店永远在播企业管理的传经送宝，看的人永远如痴如醉。传媒界亦如是，最害怕天亮一睁眼，头条新闻漏报；最害怕重大事件不在现场；最害怕历史节点未被总结呈词；最害怕影响世界的事情被处理轻了于是把每一个事情都扩大化处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香，干得比驴多”，这种上班族的调侃，成为某种软性抗议。解闷的开心网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其解压功能。毕竟，开心也是一种生产力。（文胡赳赳）不当农民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7.2亿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已成往事。农民真苦——相比其他职业，农民的劳动量最大、不一定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投入产出比最低；农村真穷——国家的巨量基建项目和设施都落在城市，农村只是被扩张与蚕食的对象，最大的价值是土地价值；农业真危险——没机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就连和农业相关的兴修水利之类基础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踪迹全无，仿佛中国从来就不是农业大国。谁也不愿当农民，就连农民工也不愿当农民。在农村的中学，班主任对面临高考的考生说：“想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举了。”以前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养猪的丁磊不会被视为农民，他是中国百富榜上的人；而那些“农业户口者”即使在城市打工，从事着365行的工作，依然会被视为农民。农民还成了形容词，形容1：指的是某人局限于一个状态不够进取；形容2：特指对事物看不透；形容3：冒傻气；形容4：不时尚。今天，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他们都成功地不当农民了。他们成功地脱离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尽管他们吃的依然是大米、猪肉和蔬菜。在乡镇企业和城里讨生活的2.26亿农民工也不想自己的儿女再当农民，甚至不想他们回农村读书。外来工子弟学校、打工学校多起来了，虽不生于城市，但要活于城市，最后扎根城市，再也不回到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讨生活。国家提倡城市化，城市追求国际大都会化，中心城区追求CBD化，市民生活追求现代化和西化，这些都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不能提供的。城市化不可逆转，农村越变越小；农二代扎根城市，农民越来越少。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文山鸡哥）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全社会都渴求成功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资源紧张的时代，生存就是攫取资源。毫无疑问，这正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根源。突飞猛进的大时代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稳定感，发展机遇突然涌现、行为规则尚未明晰，一夜成名、一夕暴富的神话屡屡出现，人脉、家庭、财富、学历、能力、智商、情商、心态、健康等等方面不确定因素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成为节点、拐点、起点和终点。人人奋力上进，虽然都还不太明白为了什么和怎样上进。找工作很难，可加班也辛苦；办公室政治激烈，可学业竞争同样激烈；事业难以成就，可感情同样贫瘠；有压力累，没压力怕。整个时代都患有竞争焦虑症，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毕业等于失业，考研等于死缓的失业。每个人都渴望充电，增强竞争力，各式培训班从外语到营销、从心灵培
改革轮回是，从之初贫困的计划经济体制挣扎出来，彼时厌恶平均主义；今天又呼吁把公平放在效率前面，“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被拿出来说事。
一个良好社会，每个人的财富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其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中外都有社会理想，中国人的理想放在了获取财富的结果上（均富），西方人的理想放在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上。这导致中国人无休止的折腾，西方循序渐进的财富积累。日本千年公司尚有十数家，中国百年老字号则纷纷濒危。
中国人在机会面前永远是“有枪（权）就是草头王”，机会围着权力转。近年来改革活力趋少，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定型化，创富机会越来越少，阶层间的流动可能性越来越小。表现为创业越来越难，居住上贫富分区，阶层观念上彼此敌视，出现“第二代富人”和“第二代穷人”的社会地位世袭现象。
机会围着权力转，改革机制扭曲，好处与机会落不到无权者身上。出现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结果是侵占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1994到2004年10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出现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机会高度垄断导致郎咸平所谓过冷与过热“二元经济”格局，导致中国股市与房市今天的症结。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原罪问题被提出来，企业家和富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被拎出来“拷问”。财富通过不平等机会攫取，多数人会不忿。
权力集中与财富集中，前者之恶甚于后者，因为权力更加扼杀他人的机会。（文/肖锋）
更不曾送你玫瑰花；他常常说喜欢你，却从来不说爱你；除了在床上的亲密时刻，大多数时间你们相处得像个普通朋友；他既不介意你的过去，也从没想过与你的未来；他对你的家庭与朋友圈子不感兴趣，同样地，他也对自己的圈子守口如瓶；你心里可能视他为知己、男友或灵魂伴侣，他心里却不过视你为可419或4N9的性伙伴而已。遇上“三不男人”，“三不女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不理睬，不接受，不上钩……两性关系由两性间的游戏滑到另一个极端：这么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好处。（文朱坤）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这句最具现代气质的格言最初是句广告语，是已故香港广告才子朱家鼎上世纪80年代为铁达时手表所撰。此言一出，迅速风靡万千都会男女。在此之前，中国人向往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则响亮地宣告了一个爱情新世代的到来，他们礼貌地向传统爱情观话别：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传统中国人的爱情观可用“轻、苦、灵、贞”四字形容，他们相当轻视爱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将女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器皿与工具，即使有爱情，也总会退居大义与亲情之后。血浓于水的关系至死不弃，厌弃了的情人则弃若敝履。一段爱情最好的归宿不是长相厮守，而是沉淀为亲情。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还充满了苦涩，相思是爱的主旋律，求而不得是爱情的至高境界，唐明皇与杨玉环在太平盛世时的爱情只是稀松平常，只有当阴阳阻隔人鬼殊途时，那时的感情最苦涩，也最珍贵。在中国人的理想爱情观中，性与爱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更加受到推崇，肉体的痛苦则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歌颂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义夫与寒窑苦守十八年盼郎归式的烈女。男人可以喜新厌旧，但绝对不应该始乱终弃。女人可以嫌贫爱富，但绝对要保持忠贞。但时代不一样了，男女都平等了，传统道德已不能完全控制社会了，谁还能保持这样苦涩、忠贞而长久的爱情？当爱的承诺比不上嘴唇的触碰和肉体的交合，当柏拉图屡屡以失败告终，传统爱情已死。是时候修改对于爱情的定义了。爱可以脱离婚姻，虽然道德的婚姻总要以爱情为前提，但和婚姻无关的爱情亦非不道德。性开始成为爱的重要部分，没有性的爱与没有爱的性都不值得歌颂，但也不应该贬斥。道德不再是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爱情不是契约，甚至婚姻都不是。我们时代的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文朱坤）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老板是做梦的，员工是做事的。做事的人做到极限，女人变性成男人，男人亦变性成畜生。这是打工界的不幸，却是老板界的大幸。好听一点叫敬业、叫事业心、叫激流勇进，不好听一点叫拿人当驴使唤、蘸着脑浆殚精竭虑献青春。上行社会机会多，人人都在搏：扬名、出位、出人头地。不仅是80后要在职场奋斗，70后60后，前面还有两代“老人”奋斗不止其乐无穷。于是乎能者多劳，优质高效，一个人拿两个人的薪水干三个人的事管四五个人，这在中国企业界是常态。你不干?多少人盯着呢，想干还没有机会，话语权永远在老板那一边。不正当竞争?维护劳工权利?不这样干，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不断增高的是亚洲、日新月异的是中国，睡不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置身于中国，一个巨大的ShoppingMall，活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抗压力抗忧郁症抗过劳的高手。此前，则是日本。有一句战略口号叫：用空间换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不断裂变、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人恨不得三头六臂事事争先，否则就被遗忘就被抛弃就被淘汰。想不变成永动机一样的动物也难。上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革命，这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经济。这一个时代看上一个时代可笑、不值，上一个时代看这一个时代不懂、可悲。崔健歌唱得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象还未厘清，结论早已过时。经济管理类的书籍永远热卖，机场书店永远在播企业管理的传经送宝，看的人永远如痴如醉。传媒界亦如是，最害怕天亮一睁眼，头条新闻漏报；最害怕重大事件不在现场；最害怕历史节点未被总结呈词；最害怕影响世界的事情被处理轻了于是把每一个事情都扩大化处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香，干得比驴多”，这种上班族的调侃，成为某种软性抗议。解闷的开心网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其解压功能。毕竟，开心也是一种生产力。（文胡赳赳）不当农民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7.2亿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已成往事。农民真苦——相比其他职业，农民的劳动量最大、不一定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投入产出比最低；农村真穷——国家的巨量基建项目和设施都落在城市，农村只是被扩张与蚕食的对象，最大的价值是土地价值；农业真危险——没机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就连和农业相关的兴修水利之类基础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踪迹全无，仿佛中国从来就不是农业大国。谁也不愿当农民，就连农民工也不愿当农民。在农村的中学，班主任对面临高考的考生说：“想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举了。”以前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养猪的丁磊不会被视为农民，他是中国百富榜上的人；而那些“农业户口者”即使在城市打工，从事着365行的工作，依然会被视为农民。农民还成了形容词，形容1：指的是某人局限于一个状态不够进取；形容2：特指对事物看不透；形容3：冒傻气；形容4：不时尚。今天，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他们都成功地不当农民了。他们成功地脱离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尽管他们吃的依然是大米、猪肉和蔬菜。在乡镇企业和城里讨生活的2.26亿农民工也不想自己的儿女再当农民，甚至不想他们回农村读书。外来工子弟学校、打工学校多起来了，虽不生于城市，但要活于城市，最后扎根城市，再也不回到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讨生活。国家提倡城市化，城市追求国际大都会化，中心城区追求CBD化，市民生活追求现代化和西化，这些都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不能提供的。城市化不可逆转，农村越变越小；农二代扎根城市，农民越来越少。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文山鸡哥）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全社会都渴求成功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资源紧张的时代，生存就是攫取资源。毫无疑问，这正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根源。突飞猛进的大时代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稳定感，发展机遇突然涌现、行为规则尚未明晰，一夜成名、一夕暴富的神话屡屡出现，人脉、家庭、财富、学历、能力、智商、情商、心态、健康等等方面不确定因素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成为节点、拐点、起点和终点。人人奋力上进，虽然都还不太明白为了什么和怎样上进。找工作很难，可加班也辛苦；办公室政治激烈，可学业竞争同样激烈；事业难以成就，可感情同样贫瘠；有压力累，没压力怕。整个时代都患有竞争焦虑症，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毕业等于失业，考研等于死缓的失业。每个人都渴望充电，增强竞争力，各式培训班从外语到营销、从心灵培
更不曾送你玫瑰花；他常常说喜欢你，却从来不说爱你；除了在床上的亲密时刻，大多数时间你们相处得像个普通朋友；他既不介意你的过去，也从没想过与你的未来；他对你的家庭与朋友圈子不感兴趣，同样地，他也对自己的圈子守口如瓶；你心里可能视他为知己、男友或灵魂伴侣，他心里却不过视你为可419或4N9的性伙伴而已。遇上“三不男人”，“三不女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不理睬，不接受，不上钩……两性关系由两性间的游戏滑到另一个极端：这么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好处。（文朱坤）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这句最具现代气质的格言最初是句广告语，是已故香港广告才子朱家鼎上世纪80年代为铁达时手表所撰。此言一出，迅速风靡万千都会男女。在此之前，中国人向往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则响亮地宣告了一个爱情新世代的到来，他们礼貌地向传统爱情观话别：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传统中国人的爱情观可用“轻、苦、灵、贞”四字形容，他们相当轻视爱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将女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器皿与工具，即使有爱情，也总会退居大义与亲情之后。血浓于水的关系至死不弃，厌弃了的情人则弃若敝履。一段爱情最好的归宿不是长相厮守，而是沉淀为亲情。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还充满了苦涩，相思是爱的主旋律，求而不得是爱情的至高境界，唐明皇与杨玉环在太平盛世时的爱情只是稀松平常，只有当阴阳阻隔人鬼殊途时，那时的感情最苦涩，也最珍贵。在中国人的理想爱情观中，性与爱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更加受到推崇，肉体的痛苦则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歌颂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义夫与寒窑苦守十八年盼郎归式的烈女。男人可以喜新厌旧，但绝对不应该始乱终弃。女人可以嫌贫爱富，但绝对要保持忠贞。但时代不一样了，男女都平等了，传统道德已不能完全控制社会了，谁还能保持这样苦涩、忠贞而长久的爱情？当爱的承诺比不上嘴唇的触碰和肉体的交合，当柏拉图屡屡以失败告终，传统爱情已死。是时候修改对于爱情的定义了。爱可以脱离婚姻，虽然道德的婚姻总要以爱情为前提，但和婚姻无关的爱情亦非不道德。性开始成为爱的重要部分，没有性的爱与没有爱的性都不值得歌颂，但也不应该贬斥。道德不再是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爱情不是契约，甚至婚姻都不是。我们时代的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文朱坤）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多。老板是做梦的，员工是做事的。做事的人做到极限，女人变性成男人，男人亦变性成畜生。这是打工界的不幸，却是老板界的大幸。好听一点叫敬业、叫事业心、叫激流勇进，不好听一点叫拿人当驴使唤、蘸着脑浆殚精竭虑献青春。上行社会机会多，人人都在搏：扬名、出位、出人头地。不仅是80后要在职场奋斗，70后60后，前面还有两代“老人”奋斗不止其乐无穷。于是乎能者多劳，优质高效，一个人拿两个人的薪水干三个人的事管四五个人，这在中国企业界是常态。你不干?多少人盯着呢，想干还没有机会，话语权永远在老板那一边。不正当竞争?维护劳工权利?不这样干，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不断增高的是亚洲、日新月异的是中国，睡不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置身于中国，一个巨大的ShoppingMall，活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抗压力抗忧郁症抗过劳的高手。此前，则是日本。有一句战略口号叫：用空间换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不断裂变、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人恨不得三头六臂事事争先，否则就被遗忘就被抛弃就被淘汰。想不变成永动机一样的动物也难。上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革命，这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经济。这一个时代看上一个时代可笑、不值，上一个时代看这一个时代不懂、可悲。崔健歌唱得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象还未厘清，结论早已过时。经济管理类的书籍永远热卖，机场书店永远在播企业管理的传经送宝，看的人永远如痴如醉。传媒界亦如是，最害怕天亮一睁眼，头条新闻漏报；最害怕重大事件不在现场；最害怕历史节点未被总结呈词；最害怕影响世界的事情被处理轻了于是把每一个事情都扩大化处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香，干得比驴多”，这种上班族的调侃，成为某种软性抗议。解闷的开心网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其解压功能。毕竟，开心也是一种生产力。（文胡赳赳）不当农民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7.2亿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已成往事。农民真苦——相比其他职业，农民的劳动量最大、不一定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投入产出比最低；农村真穷——国家的巨量基建项目和设施都落在城市，农村只是被扩张与蚕食的对象，最大的价值是土地价值；农业真危险——没机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就连和农业相关的兴修水利之类基础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踪迹全无，仿佛中国从来就不是农业大国。谁也不愿当农民，就连农民工也不愿当农民。在农村的中学，班主任对面临高考的考生说：“想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举了。”以前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养猪的丁磊不会被视为农民，他是中国百富榜上的人；而那些“农业户口者”即使在城市打工，从事着365行的工作，依然会被视为农民。农民还成了形容词，形容1：指的是某人局限于一个状态不够进取；形容2：特指对事物看不透；形容3：冒傻气；形容4：不时尚。今天，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他们都成功地不当农民了。他们成功地脱离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尽管他们吃的依然是大米、猪肉和蔬菜。在乡镇企业和城里讨生活的2.26亿农民工也不想自己的儿女再当农民，甚至不想他们回农村读书。外来工子弟学校、打工学校多起来了，虽不生于城市，但要活于城市，最后扎根城市，再也不回到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讨生活。国家提倡城市化，城市追求国际大都会化，中心城区追求CBD化，市民生活追求现代化和西化，这些都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不能提供的。城市化不可逆转，农村越变越小；农二代扎根城市，农民越来越少。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文山鸡哥）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全社会都渴求成功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资源紧张的时代，生存就是攫取资源。毫无疑问，这正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根源。突飞猛进的大时代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稳定感，发展机遇突然涌现、行为规则尚未明晰，一夜成名、一夕暴富的神话屡屡出现，人脉、家庭、财富、学历、能力、智商、情商、心态、健康等等方面不确定因素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成为节点、拐点、起点和终点。人人奋力上进，虽然都还不太明白为了什么和怎样上进。找工作很难，可加班也辛苦；办公室政治激烈，可学业竞争同样激烈；事业难以成就，可感情同样贫瘠；有压力累，没压力怕。整个时代都患有竞争焦虑症，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毕业等于失业，考研等于死缓的失业。每个人都渴望充电，增强竞争力，各式培训班从外语到营销、从心灵培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孩子们从起跑线上就开始一场延续15-20年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祖训，而是广告语。有人将它评为最讨厌的广告语，原因是“误导了国人对起跑线的盲目重视”，制造童年恐慌。
类似的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教育部副部长韦珏也说过：“中国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媒体评论“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词，犹如皇帝的新装一般道出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事实”。如果没有后面“基础教育的水平关系到人才发展的后劲，关系到全民族的素质，是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的基础工程”，会让人以为这是媒体的嘲讽之言。
这句话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起成为中国父母的教育信条，农村人砸锅卖铁指望孩子飞出山沟，城里人节衣缩食好让孩子保持竞争力——曾有文章《一个美国华人的决定：送孩子回中国读小学》，说是美国有学校把Integrity（诚信）、Honesty（正直）、Responsibility（负责任）、Respect（尊重）、Compassion（有同情心）、Self-Discipline（自律）贴在冰箱上，却不特别鼓励孩子学习，唯有中国的教育，“基础扎实，谁的小孩回中国读了一年书，到美国学习就拔尖了”。为什么孩子在美国不愿意学习，在中国就愿意？或许幼儿园就开始流行的排名表可以作为答案。
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映照新时代人们典型心态。时代赋予我们太多机会，每个人都想赌一把，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拼搏成为理所当然的主旋律，不拼的人是可耻的。《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照新时代人们心态。在传统社会里，要想获得上层社会地位异常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类身份一旦获得，也就意味着不易失去。子承父业，阶层分化，权贵者的子孙一般还是权贵，底层民众也一般难以摆脱生就带来的社会身份。一个人能不能跻身上流，很大一块在于出身，而不在于一生中通过发挥才智获得成就。也就是说，关键是你是谁，而不是你做了些什么。现代社会的主要欲望和激励因素使得这一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世袭身份被废除，社会身份不再只取决于家庭出身，还有个人成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发展迅速变化莫测的经济体系中，只要肯于能力，善于经营，巧抓机遇，定会有让人激动人心的个人飞跃。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主，那些勤奋学习的知本家，那些宦海沉浮的权力精英，那些天降大运的速成明星，都成为这个崇尚个人奋斗时代的鲜活教科书。于是，你争我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和潜规则成为支配社会运行的主要规章。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里，人，或者说有能力的人，只要生而健全，智商稳定，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拼搏努力，赢得成功。这个流行于19世纪中叶的生物理论，认为所有人在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但社会精英敢于拼搏，成功致富，是这个人类丛林里的老虎。如上观点，在今天同样受欢迎，特别是在“土壤肥沃”的中国。爱拼是一种个人态度，更是这个上行社会的价值观。当中国拼到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时，少数人的爱拼精神更应激发多数人的奔富行为，更应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如是，爱拼才会有共赢结果。（文潘滨）不患寡而患不均创富—均富—贫困—再创富的循环，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史。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结结实实地干成了一件事：消灭富人。那个要穷大家一块穷的时光居然在今天仍不乏怀念者。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心理倾向，仿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会分崩离析。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朝礼制，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至于均贫富和大锅饭，那是后人衍生出来的某种奢望。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均贫富过，大锅里还有小锅小灶。改革轮回是，从之初贫困的计划经济体制挣扎出来，彼时厌恶平均主义；今天又呼吁把公平放在效率前面，“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被拿出来说事。一个良好社会，每个人的财富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其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中外都有社会理想，中国人的理想放在了获取财富的结果上（均富），西方人的理想放在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上。这导致中国人无休止的折腾，西方循序渐进的财富积累。日本千年公司尚有十数家，中国百年老字号则纷纷濒危。中国人在机会面前永远是“有枪（权）就是草头王”，机会围着权力转。近年来改革活力趋少，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定型化，创富机会越来越少，阶层间的流动可能性越来越小。表现为创业越来越难，居住上贫富分区，阶层观念上彼此敌视，出现“第二代富人”和“第二代穷人”的社会地位世袭现象。机会围着权力转，改革机制扭曲，好处与机会落不到无权者身上。出现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结果是侵占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1994到2004年10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出现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机会高度垄断导致郎咸平所谓过冷与过热“二元经济”格局，导致中国股市与房市今天的症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原罪问题被提出来，企业家和富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被拎出来“拷问”。财富通过不平等机会攫取，多数人会不忿。权力集中与财富集中，前者之恶甚于后者，因为权力更加扼杀他人的机会。（文肖锋）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从起跑线上就开始一场延续15-20年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祖训，而是广告语。有人将它评为最讨厌的广告语，原因是“误导了国人对起跑线的盲目重视”，制造童年恐慌。类似的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教育部副部长韦珏也说过：“中国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媒体评论“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词，犹如皇帝的新装一般道出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事实”。如果没有后面“基础教育的水平关系到人才发展的后劲，关系到全民族的素质，是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的基础工程”，会让人以为这是媒体的嘲讽之言。这句话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起成为中国父母的教育信条，农村人砸锅卖铁指望孩子飞出山沟，城里人节衣缩食好让孩子保持竞争力——曾有文章《一个美国华人的决定：送孩子回中国读小学》，说是美国有学校把Integrity（诚信）、Honesty（正直）、Responsibility（负责任）、Respect（尊重）、Compassion（有同情心）、Self-Discipline（自律）贴在冰箱上，却不特别鼓励孩子学习，唯有中国的教育，“基础扎实，谁的小孩回中国读了一年书，到美国学习就拔尖了”。为什么孩子在美国不愿意学习，在中国就愿意？或许幼儿园就开始流行的排名表可以作为答案。中国自1994年提出“素质教育”，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孩子的童年苦难，不过将补习班变成了钢琴班，中国孩子的童年就在起跑线上，因为它们注定要参与一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起跑线”不仅是中国人的教育观名片，背后更牵涉中国人成长进程的心理问题、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以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宏大命题，被忽略的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孩子应该有的快乐童年。中国的孩子从起跑线出发，一跑往往就要跑15到20年，中间要过高考独木桥，亦要面临毕业后的就业压力——中国因此出现新名词“过学死”。曾有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学生程小龙在北京四所高校发放了200张问卷，专门调查大学生的自杀问题，在所收回的问卷中，有近13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有过自杀念头。（文黄小娴）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改革开放初曾流行过“不吸烟，不喝酒，不好色”的极品男子，新世纪初盛行的却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三不主义者。“三不主义”的始创者是台湾人施明德，他也依此履行。所以数十年来，他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知己不求红粉无数，天亮以后亦是朋友。这种感情态度最初只流行于男性圈，继之被部分思想前卫女性接受。每个成功的“三不男人”背后，一定有一群坚决的“三不女人”。三不主义者大多年轻，长相与经济条件都不错，因此艳遇机会相当多，依照当事人的秉性还可延伸为不承诺、不犯法、不放过、不留恋、不回忆、不要脸等等。不主动原因有二，一是太忙，拒绝都拒绝不过来。二是手段，两性关系中越主动的人越被动，不动声色的人才能闷声发大财。不拒绝只限于对心仪的对象来者不拒，而且宁可错过，也不放过；不负责则分事前事后，事前者昭告天下，让女人知难而退，事后则是在女人意欲登堂入室时逃之夭夭。其中“不负责”，是“三不主义”精髓中的精髓，它不会因骗取感情而轻易许诺，从而将对方的美好希望变成巨大失望，本质上是一种最大的负责态度。“三不主义者”是情场上灰色地带的暧昧人物，你很难以传统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们肯定不算有情有义的君子，但也绝对不是性滥交和陈世美。“三不主义者”的特征可能有：他大多独身而独居，去夜店的时候比去公司更多；他的行踪很神秘，每次和你相处时间总不超过72小时；他很少主动约你，
中国自1994年提出“素质教育”，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孩子的童年苦难，不过将补习班变成了钢琴班，中国孩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