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中将刘亚洲，生于1952年10月，安徽宿县人，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著名军事评论家，作家。
刘亚洲：中国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基地营以上干部的讲话
信念与道德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
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
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
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
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电视上批***，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住持、道长们侃侃而谈，批判***是封建迷信。我想冷笑，竟真的忍不住笑出声来。他是封建迷信，你难道就是唯物主义的啦？不也是迷信吗？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
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XX时，北京军区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死。6月4日清晨，北京市民把他的尸体点燃了。尸体烧焦了。下午，天热，肚子鼓得老大。这时候，一个青年人拿一块玻璃，走上去把肚子一划，肠子一下就滚出来了，然后，他就用塑料绳把肠子根部扎起来，一大堆肠子就挂在肚子上。几千名北京市民在旁边围观，无一人阻止不说，俱大声叫好。这个青年人弄完后：“看，多像一朵花啊。”我说，这朵花开得好惊心好动魄啊。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
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发生的911
事件了。今天，正好是
事件周年。
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
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
之前去。当
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赵粤（作者朋友，现在总政联络部工作。编者注）给我打电话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
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
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
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
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
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XX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
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
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那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IN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视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
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
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
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
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邓*小*平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
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
美国政府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