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聘为北京大学精细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的汪中求先生，不仅是“细节”的提出者，也是“精细化”管理理念的倡导者，拥有13年的企业生涯、足迹遍及国内的27个省市区的他，在企业工作的过程中，与企业管理的理论界有广泛的联系与交流，曾将“精细化”理念汇编成书，发表过约57万字的市场营销和经济管理文章，对管理有着独到的见解。
记：精细化管理会不会使管理成本加大，从字面上理解精细化就是处处、时时、事事都要做得很规范、很仔细，那么必然在人力、物力、时间上要加大投入，加大成本，这里有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而我们总希望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对这个问题我从四个层面来考虑。首先什么叫管理。管理即用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产出，这个定义是对的。我对管理的定义则是：管理是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的过程。二者并不矛盾。其次，精细化管理会不会一定加大运营成本得不偿失？我们说的精细化管理不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因为这是不现实的。每一个点做到无限细既不经济也不科学。我们所提的精细化是按流程按岗位按标准来走。按流程岗位标准要求来走，就符合我们的精细化要求。每个企业这一点要求都不一样。第三个层面，我们提精细化管理，很强调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现在整个社会管理弱化或落后，我们的效率比较低，其中有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做重复的事，下一个工序在纠正前一个工序的错误，因此，我们强调第一次把事情做对。随着社会的推进，我们的标准会不断提高，不断细化，这一定会提高效率。当然，短期内也许暂时会影响效率，因为任何一个团队按新的要求来执行时，一开始会不适应，暂时的不适应只能说明训练不够，专业化素质不够。如消防队员，要求起床非常快。本来他们穿的消防衣以及消防设备也是很复杂的，但是因为他们经过训练，三分钟就可以穿完并且上车，而很多小姐三十分钟也穿不好。所以关键是训练。训练成习惯，习惯成自然。如果一开始就确立管理紧度，要求就高，后面执行力的起点自然也高。因此，训练是很关键的。这是第四个层面。
记：精细化会不会陷入完美主义的倾向中，因为追求完美，该出手时不出手，贻误战机？
汪：有人曾问我“你是不是个完美主义者？”我说我不是。我们提出的管理精细化，并不是要求完美。特别是中国现有企业的情况。现在求完美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们要提出不求完美但讲规则，求规范。现在很多企业的规则意思很弱。看中国人开车，开得很乱，开车当中很多具体规则不讲，由此现实情况可见一斑。现在上海交大提出一个命题：底线管理。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岗位都有一个底线，底线的标准必须做到，任何岗位任何工序，保证最起码、基本、完善的、基本系统的要求，保证系统正确。有一个例子，内蒙古日报，这个报业集团提出一个规则，三毫米规则。一张报纸两篇文章的间距是三毫米。讲课时有记者编辑问我这个规则有否必要。因为总编经常拿尺去量。我回答说：从读者角度来讲，文章的间距是四毫米还是三毫米或是两毫米这是无所谓的，但报社提出三毫米要求是非常对的，其最大的意义是提高员工的规则意识，训练员工的严谨态度。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一个规矩。这对培养人们严谨的作风有极大的意义，有了可操作的规矩，自然会提高员工的规则意识和严谨态度。很多事情本身意义不大，但是带给人的启发与触动是相当大的，正所谓“工夫在诗外”。你问说“如果我们的标准适当高一些，会否贻误战机？”我想决策本身也有流程和标准，决策不一定会因细节而等待。如果决策前面的研究和分析到位，决策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记：精细化管理是否会让人过分地注意细节，有失大丈夫果敢决断的气慨，变得委委琐琐，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
汪：这个问题呢我从两个角度回答。我们所说的细节，是放在系统中考虑，众所皆知的温总理去帮农民工讨工资的事情，如果从一个国家总理日理万机的角度，放在一个国家一年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个系统中，是“芝麻”；可如果放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有可能恶化城乡矛盾，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这个系统中考虑，这就是“西瓜”。所以要我们应该在一个有效的系统中去分析他。再者，我们所知的所有伟大人物中，只要认真研究你会发现，他们不都是不重视细节的。如毛泽东，他在解放战争的战役部署中，就有很多很具体的指示。抓芝麻和丢西瓜，不是非此即彼。正如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评价周恩来——一个既见树木，又抓森林的人。
记：您是否认为在企业的不同职能部门，不同岗位或不同产业中，对细节的重视程度与倾重点有所不同？
汪：各个行业千差万别这是必然的。但是从细节管理看，尽管处在不同的职能部门与岗位，但是没有太大不同。现在我国的中小企业普遍处在管理的初级阶段，而现在谈到的细节管理，是个共性问题。我们曾做过一个试验：要求很多企业的高管把自己的职责划出来；如果他们可以划出六块，就要求其将每一块再细划，六块职责中他们部分可划部分不可划；再让其往下细划，他们就划不出来了。很少有人可划到第三级。由此说明现在绝大多数的管理过于粗糙。至于为什么现在我国的中小企业普遍处在管理的初级阶段，我想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太晚，许多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大部分都是“生手”；二是中国的农耕时代历史太长，在农业社会，不太讲究分工，而工业时代则要求分工细化，所以在中国社会，分工的不擅长导致合作的不擅长，问题是必然的；其三，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有一些问题，中国文化是重概念轻数据，重大轻小，普遍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是比较空泛的概念性思维而不是严密的数理思维。我想，这通过严谨的训练是可以改变的。
记：您是如何看待“无为而治”与“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两句话与“细节决定成败”之间的关系？
汪：对于“无为而治”，我认为很多人理解错了。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从管理意义上理解，我认为首先必须是“治”，无政府主义不是“无为而治”的核心。“治”是必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一种境界，它在解决人的深层次的思想，把人的思想调整过来的前提下，认为在很多规则上人自然会遵守，如“夜不闭户”，所以“无为而治”，一定是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前提下，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首先大事不可能没有小节，大事由许多小节链成的，这是前提条件，所有成大事的人，是不是所有小节都不拘呢？。没有这样的人。这是不存在的。任何大事一定有小节，任何一个鸿篇巨著一定是由一个个词汇组成的，因此，只考虑“大事”而不考虑相应的“小节”这是不现实的。“战略上渺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也就是这个道理。人们讲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里的“小节”是指细枝末节，或鸡毛蒜皮。从做人的角度，我提出一句话：做事立足要低，做人境界要高；做事不贪大，做人不计小。但是呢，这里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不同的管理层，就有不同的责任，对不同的事情负责。高管人员对重要事情承担更全面的责任，不对具体的事情承担具体操作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又是正确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尽管我们强调细节管理，但不强调一把手变成一把抓。
记：读您的书，不由让我想起英国的一句谚语，“体贴是礼貌的精髓”，深感只要怀着一颗体贴之心，自然能“体贴入微”，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汪：关于礼貌体贴和“以人为本”，中国的古语中也有类似的话，叫“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做营销即是这样，从客户的角度开始考虑。一个人如果要想把事情做到位，做透，从对方的角度，从接受者的角度，自然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