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国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农民性。
一般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什么是知识分子？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从事脑力工作的就算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刘易斯·科塞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他声称，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艾尔曼重复了这一观点，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说，要想“拥有知识分子这一头衔”，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按照这种观点，一位学者未必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鲍曼提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问题”。古德纳相信意志自由是知识分子主要渴望的东西，声称“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意志形态的最深层的支柱，是他们对自己的意志自由的自豪”。这就是说要像知识分子一样感觉和行动，至少需要在精神上与日常事务的惯例和压力保持距离。艾尔曼注意到，“一个人的脑力劳动越受外部力量、法规、常规、审查者等的控制，就越少感觉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雷吉斯·德布雷在对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称，知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西摩·李普塞特认为，知识分子是“所有那些创造、传播和运用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符号性法则，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美国学者E.希尔斯称知识分子为“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的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具备三个基本特点：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知识性是知识分子的基础条件，没有知识，知识分子的称谓就失去了依托。创造性是本质条件。没有创造性，知识分子就是知识的存储器，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灵魂。而批判性是知识分子主要功能的一种外在体现。在三个特征中，创造性是最具核心的特征。因为批判性本质来自创造性，同时，创造性也是知识性的直接和间接目的。另外，没有创造性，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身的关键价值。
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需要再加一个农民性。中国知识分子的农民性来自于中国农民文化的熏陶。中国的农民性主要方面的表现有：机会主义；血缘主义；面子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功利主义。产生这些现象的深层历史根源是：集权体制；小农经济；儒家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的学术浮躁及学术腐败等，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农民性也是密切相关的。
聪明、勤劳，但缺乏诚信，这是中国农民性的一种典型特征，但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是有深刻表现的。
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一些告密行为，也是一个特定环境的产物，这里与集权体制、诚信缺乏等都有密切关系。缺乏诚信，导致统治者总是难以识别被统治者的真实行为，为此，告密对统治者而言，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所以，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环境中，告密就有了一定的需求基础。另外，知识分子产生一些告密行为，也与知识分子的个人人格有关。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告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喜欢阴谋的，但不排除运用阳谋的手段。
学问是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中搞出来的，在热热闹闹中是搞不出真学问的，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喜欢热闹的场景。也许这种喜欢热闹的情结与面子文化有密切联系，再加上缺乏超越界的向往。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希望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是希望能内圣外王。由于缺乏超越界的向往，所以，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现世的荣耀总是贵于来世的荣耀，地上的理想总是大于天堂的理想。
一些所谓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利益面前，往往就忘了道理。知识分子追求合理的个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不能有什么过错，但知识分子的职业特定决定了知识分子是天然的殉道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知识分子是天然的“佛”。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灵魂，灵魂总是要承受肉体的折磨。同时，灵魂经过地狱的磨难，也有利于社会的拯救。知识分子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人类盗取智慧之火，而自己注定要承受无尽的惩罚和痛苦。知识分子的创造角色要求他应当远离任何特定的身份和利益。知识分子可以被视为启蒙传统的化身，始终追求代表全人类的立场。知识分子通过追求普适性和拒绝特殊论，在塑造自己。知识分子追求普适性的特征决定了知识分子是世界主义者，从而知识分子就有可能遭遇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质疑和诘难。不管个人性格如何，创造性总是迫使知识分子要不断挑战当代的观念和传统。
良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约束。知识分子需要良心。社会需要良心，知识分子更需要良心。知识分子丧失了良心，社会也就没有了良知。良心是知识分子的“根”。没有“根”，知识分子就成不了社会的栋梁，就只能是社会的朽木。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良心也是密切关联的。没有良心的批判是反动的；具有良心基础的批判才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力。
知识分子有三大关系需要正确处理。一是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与权力，二者既互相排斥，又互相牵挂，既互相对抗，又互相暧昧。在牵挂中，权力让知识分子产生向往；在排斥中，权力让知识分子产生焦虑。二是与财富的关系。知识分子与财富，二者也是既互相分离，又互相需要，既互相争扯，又互相支持。在支持中，财富让知识分子幸福；在争扯中，财富让知识分子产生痛苦和焦虑。三是与知识的关系。除了权力与财富，知识本身也会成为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根源。知识分子与知识，二者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知识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对象，知识分子离不开知识。没有知识，知识分子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知识对知识分子也是一种压迫。知识是知识分子劳动的对象，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是多方面的。在权力、财富、知识三个方面中，财富是核心。
在三大关系中，从历史看，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与权力的关系是最紧张的关系。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历代的“文字狱”。但集权统治者又离不开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集权体制下，权力既是知识分子的天堂，也是知识分子的地狱。其次，才是与财富的关系。再次，才是与知识的关系。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勤劳与聪明，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与知识的关系要比与权力的关系和财富的关系要缓和许多。
在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财富开始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知识分子与财富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密。
知识分子解放的路径有两条：外在的路径和内在的路径。外在的路径是社会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应体现公平、自由和爱的原则。公平可减少焦虑感，自由可催生创造性，而爱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人道主义的发展境界。内在的路径是自我的解放。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从权力、财富的束缚和压迫中解脱出来。
从外在路径看，解决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是权力体系的改革，其中公正和平等以及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建设目标。知识分子不应成为权力的依附者，而应成为国家健康发展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建设者。
从内在路径看，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改造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对自身的农民性进行艰苦的改造。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在当代，为了国家发展，中国知识分子更需要一种献身精神。
知识分子只有忘记个人目前的名利，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的改造活动，才能为知识分子赢得将来真正的名利。读书乃为养正气,位卑未敢忘国忧。庄子云：“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知识分子应当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脊梁。
马克思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所以，知识分子要解放社会，重要的是自身的解放。中国知识分子只有首先完成对自身的解放和改造，才能最终有资格担当起改造中国社会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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