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可口可乐生产过程的研究表明，从铝矾土的采掘开始到制成易拉罐，制造可口可乐的原汁，加水，再把它装到罐里，出去，直到顾客把它放到家中的冰箱，一共要花费319天，而实际创造价值，即加工制造所花的时间只有3小时。其余318天21小时干什么了？答案是用于为交易而运输和储存原材料和成品。这就是说，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加工制造所需的时间大大少于和原材料交易所需的时间。据调查，在西欧制造业企业，纯粹的加工制造时间只占整个生产过程所需时间的2%，原材料、零部件和制成品的运输时间占5%，其余93%的时间是生产准备和交易的时间。显然，要节约成本，在只有2%的加工制造时间上下工夫，难度已经相当大，在其余93%的时间上下工夫的余地则很大，即节约交易成本对增加企业利润的作用更大。
价值链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工业革命以来，根据技术进步的特点改善生产组织方式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技术进步催生了流水线生产方法，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二次战后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这种方式使企业变得越来越大。一个企业囊括了生产价值链的所有过程，即、加工制造、生产和管理、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网络化的新阶段。说起网络，有人认为它不过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实不然，所谓世界经济网络化，不仅指互联网的应用，也指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不是局限在一个企业之内，也没有拘泥于一个国家之内。原来存在于一个企业的生产价值链的不同过程分布到全球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它们密切合作，形成了相互协调的网络。第一，企业摆脱了大而全的困扰，使单个企业的能力集中于核心能力。例如，耐克制鞋公司在美国的总部把业务集中在研究和开发，把制鞋生产转移给其他企业。它选择合作对象的标准是生产能力。瑞士航空公司把票务中心转移到印度，它看中的是印度的软件开发和管理能力。第二，摆脱了市场直接交易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企业直接的资源流动更加自由和灵活。真正实现了生产一体化，即企业能力的一体化，加强了企业能力的互补性。企业不再单打独斗，而要讲究企业之间的协作或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企业战略联盟或企业战略伙伴关系。它以不同企业的共同目标为基础，融和不同企业的资源，协调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参加战略联盟的企业，在生产上相互依赖；在经营上，共同决策。企业之间的关系与地区产业群在采用数字化技术的条件下，以直接市场交易为依托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企业之间在生产、技术发明、市场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协作或合作，同时，企业还加强了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它超出了直接的市场交易，企业内部活动对外开放，采取了合资、合作研究、技术交流、合作生产、合作开发市场和外包生产等一系列在传统市场之外的经济活动。技术进步促进了新产业集群的形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定义，产业集群是指企业集中于一种或数种产业，得益于由竞争者、买方和供方组成的网络协作关系。一些国家在一个地区或全国范围，形成了特殊的产业集群，如芬兰以诺基亚为核心的电讯设备产业集群，美国以英特尔和微软等为核心的电脑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业，但传统产业也不例外，如加拿大的林业产业集群。产业集群超越了直接市场交易，改变了市场交易系统。按照一般的认识，市场交易是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买卖关系，它不是发生在企业生产内部，而是发生在生产之后，即企业把生产出的出卖给购买方。新的企业系统把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纳入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实现了原来的封闭企业系统向开放性企业系统的演变。例如，在传统交易方式中，技术转让往往采取技术买卖（典型的是专利转让）或资本货物贸易。在新的企业系统中，技术转让体现为以合作开发为核心的技术共享。它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即契约原则。企业之间的合作同样要严格履行合同。但是，它不必通过市场直接进行交易。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市场交易对象是，而开放的企业系统的主要交易对象是企业的能力，包括技术能力、融资能力、管理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跨企业的生产组织者的作用增强由于以直接市场交易为依托的企业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企业之间在生产、技术发明、市场和经营管理方面的协作或合作，出现了跨企业的生产组织者。他们可分三种类型。一是生产者驱动型。生产的组织者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它们不但对外投资设新厂，也同国外企业开展各种方式的合作；不但采用股权参与方式，也采用非股权的合作方式。最流行的是合同制造，把生产价值链的某些部分包给国外企业。由于一个在多个国家生产，从而改写了国产的概念。例如，在一辆美国轿车的价值中，在美国本国生产的价值只占37%，其余63%的价值是在其他国家生产出来的。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也是重要的合作方式，它包括市场营销联盟、生产联盟和研究开发联盟等。二是购买者驱动型。生产的组织者是市场营销企业。他们的经营活动不仅仅是在全球商品，而是组织和管理生产价值链。美国的沃尔玛商店就是这样做的。它不仅从事零售业，而且把组织生产作为主要业务。香港利丰公司不搞零售，而是专门运用价值链组织生产。它作为价值链的管理者为客户提供整体性的增殖服务：从设计开发、原料、选择制造商、安排和管理生产、质量控制和装货交运。该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生产组织者，2000年的营业额达到42亿美元。它在40个国家设有68个分支机构，管理和经营着家具、服装、家居、手工艺品运动和旅游用品等消费类。还有一类企业把这两种类型结合起来，它们既参与相关的生产，也从事市场营销。这样的企业有经营运动鞋的美国耐克公司、电脑业中的巨头戴尔公司和信息设备行业的思科公司等。它们专门进行开发和市场营销，把加工制造转包给其他企业。中小企业发展及其地位变化企业战略联盟改变了跨国公司在受资国的经营战略。它们牢牢掌握企业的核心能力，根据生产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全球寻找合作伙伴，建立从设计开发、融资、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和组装、营销和售后服务的生产链，与它们合作的受资国企业则分别行使不同环节上的职能。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大企业具有主导战略联盟的核心能力。大多数参与者是中小企业，它们虽然只是企业战略联盟生产价值链的一小部分，但必须具备参与企业战略联盟的特殊能力。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主要方式是购买后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或从事加工生产。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公司的成本有一半用于进货。为增强核心竞争力，一些大公司把全部制造工序都包给其他企业，只留下研究开发和营销等职能。外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建立供货关系，取决于当地企业是否具备供货能力。为了确保供货企业的质量和供货及时，外国公司通过技术转让、人员培训、信息共享和提供资金等措施，与当地企业协作或合作。当地企业可以利用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提高自己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获得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中国从全球生产体系获益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一个在多个国家生产，改写了国产的概念。例如，在一辆美国轿车的价值中，在美国本国生产的价值只占37%，其余63%的价值是在其他国家生产出来的。于是，零部件的国际贸易增速度高于制成品，它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13.2%增至90年代18.5%。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占世界比重从1982年的4%上升到2000年的21%。全球生产体系给积极参与的国家的工业化带来发展机遇。全球生产体系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对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能够进入这个体系的国家是有限的。2000年，5个发达国家引进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的74%；5个发展中国家占全体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74%。中国位居首位。在制成品零部件出口方面，以中国为首的5个国家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高达78%。可见，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国家是少之又少，而中国是其中的佼佼者。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良策。然而，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中国已经实现了产业技术升级，中高技术出口占了一半多。联合国的研究表明，1985-2000年，中国是制成品出口竞争最具活力的的国家，高技术的竞争力提高的程度居世界首位。全球生产体系包括的产业被称为具有活力的部门。中国的竞争活力来自于对全球最有活力产业的参与。它们是电子工业、机械工业、运输设备工业、化学工业和服装工业。这些产业的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在过去20年提高了一倍多，中国的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加入全球生产体系，使中国获得了先进技术。例证俯首可见，如市场使用条型码。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和品牌也在不断成长。家电产业从参与全球装配起步，逐步成为世界生产大国，技术进步已经使中国家电标准被列入国际标准。进入全球生产体系，需要两种资源。一种是可流动的资源，即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另一种是不可移动资源，最重要的是投资环境，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资源，但不是每个国家都齐备的。中国成功地进入这个体系，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恰好适应了世界经济网络化的需要。既然一个在多国生产，就要多次过境。为了减少关税带来的成本，全球生产体系要求贸易自由化。开放初期。中国设立了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实行了对出口生产所需的进口品的减免关税政策等优惠措施，迎来了吸引外资的第一个高潮。正当国际资本因经济衰退寻找出路时，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使市场体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引进外资再掀高潮。加入全球生产体系，出口、进口和制造业产值增长是同步的，而且有利于保持增长的稳定。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再局限于临时的交易，而是发展稳定的合作关系，例如长期供货关系，从而可以减轻了世界需求波动的不利影响。这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在世界经济衰退时仍保持高速增长。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参与者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再局限于市场上的临时交易，而是发展稳定的合作关系，例如长期供货关系。一个在多国生产，就要多次跨越国境。为了减少关税带来的成本，必然要实现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加强了互信，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是因为双方都是全球生产体系的积极参与者。“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为防止恐怖袭击，采取特别的安全措施，增加了成本，损害了全球生产体系。因此，相互信任和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全球生产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