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4年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界定的“管理学”概念受到广泛关注、现代管理学由此诞生以来，围绕管理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实际上，这一问题早在1908年“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拒绝在课堂上教授科学管理这门课、认为管理只有在车间里才能学到的事件开始，就已经萌芽。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企业界也产生了大量的讨论，各种看法莫衷一是、令人眼花缭乱。“科学”所指为何日常工作、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很多分歧甚至矛盾的产生往往与讨论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晰有关，尤其令人困扰的一种情况是：讨论双方理解的概念尽管字面上相同，但是各自理解的具体含义却不同。如此讨论，自然南辕北辙、很难开展建设性对话。
因此，讨论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界定何谓“科学”？在讨论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时，普遍暗含的基本假设是按照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也就是所谓“硬科学”框架与范式展开讨论。硬科学的特点是：一是数学是其基本语言，离开数学就无法展开和进行实质性研究。二是由于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界无生命的客观对象，这些对象的行为具有高度重复性和稳定性，只要符合其一定条件，就必然出现其所预言的现象和后果。硬科学框架与范式之所以被作为管理学（也包括经济学）这门学科“科学”程度评价的参考系，是由于硬科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电灯电话、汽车火车飞机等创造发明，今天之人类社会与原始社会就没有任何不同，完全无文明可言。而这些创造发明主要是自然科学也就是硬科学的贡献，单靠写写文章、喊喊口号是无法实现这一切的。
可以说，硬科学对人类文明直接、巨大的贡献是近代以来国人重理工科轻文科之集体无意识的一大技术性根源。即使是文人气质浓厚、当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数学科目不及格而语文优异的一代风流人物毛泽东也在给其子毛岸青的信中教诲，年青人还是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这一观点延伸到文革前后就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原因，对此存而不论。管理能否“硬科学化”毫无疑问，管理是有规律的，比如薪酬制度必须体现多劳多得，否则员工就不会认真干活，最后必然是《天下无贼》里面黎叔的一句话“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但是，规律是否一定就是硬科学风格的规律呢？管理学规律是否就一定能够、一定必须采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呢？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按照“硬科学”所确定的“规律”标准对管理学规律进行考查，可以如是判断：管理学在整体上看是不科学的，局部上看是科学的。为了避免“科学”一词可能引起的歧义，笔者建议进一步表述为：管理学在整体上看是不“硬科学”的，局部是“硬科学”的。为什么说管理学在整体上看不“硬科学”？首先，管理面临的外部条件是不断变化、高度复杂的，管理问题涉及到的变量太多，很难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高度确定的刻画、表达。在西方公司有效的管理实践、未必就对中国公司有效。即使是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必须不同调整过去曾经有效的做法，昨天有效未必今天、明天都有效。
对此国人记忆最为深刻的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在中国连遭败绩的往事。麦肯锡在西方商业世界取得了卓著成就，但是水土不服却使得麦肯锡为王府井百货（1997）、乐百氏（1997）、实达（1998）、康佳（1999）制定的咨询方案实际效果距离预期目标相去甚远。当然，麦肯锡与上述中国企业之合作失败责任并不全在麦肯锡，但是显然表明了，管理研究与实践的高度复杂性。其次，管理的主体和核心：人的行为很难数学化。人是管理活动中最积极最生动的因素，把人管理好，管理可定。但是，人和人性是世间最复杂的事情之一。个体在心理、精神、情感、思维方式、气质、性格、喜恶及价值观差异等等，都是采用硬科学方法很难描述的，而这些变量对管理实践有着显著影响。至少在目前，人类仍然没有办法通过一套硬科学办法，对人的心理、行为、情感、价值观进行严格有效的测试和分析。
实际上，即使在生活当中，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也很难做到心领神会、合作无间，何谈一个公司内部的同事与上下级？因此，管理是具体的、是实践的、需要因人制宜，随机应变。其三，基层日常管理应该强调、也能够实现硬科学风格的程序化，而高层决策管理无法实现硬科学风格的程序化。对此翻开任何一本大学管理学教材都有很多阐述。对此也很容易理解：如果管理高层工作与基层管理工作都可以进行严格的程序化，那么高层与基层有何差异可言呢？又何必分出一个高层与基层呢？为什么说管理在局部上“硬科学”？企业管理的对象可以分为财、物、信息、人，在管理学上分别对应于生产管理（以及物流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分支。港台企业界称之曰“产、销、人、发（研发）、财”。其中，财务管理、生产管理（以及物流管理）、信息管理等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模式的稳定性都与硬科学研究对象非常类似，可以而且也必须进行硬科学风格的研究，比如ERP、生产管理当中的质量统计控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管理局部上是硬科学的”主要即就此而言。一言以蔽之，管理是有规律的，其中一部分规律可以通过数学语言进行“硬科学”化的表达、描述，但是管理规律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涉及到人的部分需要管理者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管理规律，很难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描述，从而难以“硬科学化”。管理：科学还是艺术？关于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最合理的回答并不是“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之类的说法。
这类说法没有讨论管理规律当中哪些可以硬科学化、哪些不能、不宜、不必硬科学化，属于最保险、最安全、但也最无价值的回答，属于永远不会错但实践价值几乎为零的“正确的废话”。
同一管理规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运用。所谓“兵法之妙，在乎一心”。
赵括与孙膑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兵法背诵娴熟的程度，而在于两人运用兵法原则的个体能力差异。不同的画家用同样的画笔、画布和涂料，画同样的事物，画出的效果也不会相同，其理一也。所以，对于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可能是最合理的回答是：管理有规律但不能完全“硬科学化”、而是局部可“硬科学化”。而管理规律的具体运用与实践则是与管理者的个人能力高度相关的一个具有“艺术化”特点的过程，难以“硬科学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在1969年在《人工科学》一书中把管理学称为与数理化等硬科学（西蒙称之为“解释科学”）不同的“设计科学”，也是旨在强调管理与数理化等硬科学不同的一面。正是如此，明茨伯格说，“管理更像是乐高（LEGO）积木玩具，而不是宜家（IKEA）模式，宜家要求客户把切割整齐的零部件组装起来，就可以得到成品家具了。但是真正的管理更接近于玩乐高积木玩具，零部件的组装可以有无数种方式，而建立有趣漂亮的结构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管理是一种奇特的现象，首先它是一种充满常识的实践。”也正是如此，德鲁克才说“管理是实践的艺术”、“管理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今天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科学”。
企业家与管理教育关于管理学教育与实践，有一个颇为吊诡的事实与现象，也是主张“管理是艺术”者的主要论据之一，即：全世界企业管理者相当大部分没有接受过全日制的管理教育，不少世界级管理者诸如韦尔奇、比尔盖茨、新乡重夫等都没有科班出身的正规管理教育经历。与此同时，全世界各大学的管理学院、商学院学生数百万计，但成为成功企业家者却不多见，大多还是打工仔，当然也有不少成为高级打工仔比如职业经理人。于是乎，不少商界人士认为管理教育虚的多、干货少，夸夸其谈、用处不大，而管理学界则认为理论教育始终是必须的，纯粹依靠经验进行管理始终难登大雅之堂、不上档次。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其一，管理实践效果主要取决于管理规律理论的知识掌握程度和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运用管理规律的能力两个因素。前一个因素学校容易传授和质量控制，但是后一个因素很难在学校环境中进行有效测试，社会环境下的管理实践才是最佳测试途径。因此，接受管理教育只不过是打造一个管理职务胜任者的第一步而已，并不是说接受了管理教育就必然等于胜任管理实践。所以，很多在学校考试成绩不好的人步入社会却成为企业家、而MBA只拿两千元一月并不奇怪。
其二，不少企业家没有接受正规的管理教育，这并不代表其没有思考、自学，可称其为“社会绿林大学管理专业毕业”。实际上，在各种学习方式中，“干中学”是效率最高的学习方式，对于管理尤其如此。学校管理教育尽管试图通过案例分析、管理场景模拟等途径来尽量逼真社会管理的真实情况，但是始终存在局限性，无法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真实环境相提并论，还是实践最锻炼人。
其三，虽然绿林派企业家中有很多没有系统接受过正规管理教育仍然取得一定成功，但是并不能说明管理毫无规律、可以随心所欲。成功的“绿林派”企业家的管理实践往往暗合管理的普遍规律，反之亦然。当年风云一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的三株集团、飞龙集团等，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对此原沈阳飞龙集团姜伟1997年发表的《总裁的二十大失误》一文可谓经典。
其四，一些绿林派企业家认为管理教育毫无用处，多半是因为企业规模还不够大、市场竞争不够激烈、市场还不规范甚至是第一桶金来得不明不白。一些胆子大、有社会关系者，利用政策漏洞而机缘巧合发家致富，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规律自然用处不大。但是，市场一旦规范、竞争一旦激烈，感慨“钱不好赚”时，管理规律的作用便开始凸显。管理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化的只是具体的管理情景和具体的应对办法。在企业竞争全球化的今天，所谓中国式管理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营销噱头。西方管理理论是西方企业实践的结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只有是否适用的问题，而不存在对错问题。
当然，当今中国之所以不少人认为管理教育用处不大的另外一大原因是：在高度行政化管制之下的中国公立高校，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国有企业，官本位思维严重，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严重。如此环境下进行的管理教育当然与真实管理实践出入很大，但这是不当体制对管理教育的扭曲，而不能由此全盘否定管理教育的固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