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管理的时候，我一直反对‘中国式管理’的观点；因为如果把管理当成科学，那就是唯一的科学；没有中国式的管理科学或美国式的管理科学。所以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说，管理就是一种理论；不能向文化一样而千姿百态。如果我们把管理当成艺术，那管理就更不能用‘中国式’来定义；因为在中国文化里，艺术式的管理更是百花齐放；所以无论如何定义管理，都不能有‘中国式管理’之说。
然而管理同样也受文化而左右，中国文化下的管理也有共同的变形；对于这种变形，说成是‘中国式管理’也不为过；但变形后的中国式管理，其核心就是‘收权放责’。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支撑下；总结出了我们自己的管理原则，那就是‘权力向上集中，责任向下发放’；这就是我们的管理特色。
我们中国式的这种管理精髓，来源于我们的管理先师——-诸葛亮；诸葛亮不仅是个军事天才，更是‘中国式管理’的先驱者。我们不会忘记，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謖’；这就是中国典型的‘向下问责’案例。当时是整个战略失败，这一点诸葛亮同样明白；而局部失利是整个战术的体现，所以任何人都守不住街亭；这是诸葛亮再清楚不过的了。而如果按事后推测的方式作战，恐怕失利更快；因为平地根本不堪一击。但事后总要追究责任，于是总有一个理由来使你认罪服罪；如果是平地扎营而失败，同样也会追究责任的；当然理由就是为什么不按兵书所做。这只是欲盖弥彰的问责，实际是开脱了诸葛亮自己的责任；因为当时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诸葛亮那里，而责任自然要分散到下属身上；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核心精髓，也是后人领悟到的‘中国式管理’的内涵。
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是数不清；其表现形式都一样，权力向上集中；荣誉是权力者的。而责任却是向下发放，所以责任大多是下属的。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开放历史，实际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式管理’经典；看当初国有企业垮了一大半，既没有主管部门的领导‘引疚辞职’；也没有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受责处罚’，当然老百姓全部承担了；下岗失业成了老百姓的责任名词，而负责人换一个单位继续当负责人。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有企业突然经济好转；结果我们承担责任的老百姓既没有回去上班，也没有经济补偿；而是当初搞垮企业的那般负责人却实施年薪了，这就是两极分化状况的产生原因；承担责任的人变成了赤贫而吃低保，行使权力的人却快速致富而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如果是他们承担责任，他们能‘先富起来’吗。
回顾2007年，中国几乎成了‘安全事故’年；可我们的主管部门领导人，竟然没有一个辞职的；而且能到处怒斥别人。因为我们的主管部门既是制订法律的，还是监督执行法律的；所以他们任何时候都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谁负。由于你主管部门都不负责任，我地方领导同样也不承担责任；结果就只能处罚一些个体户老板或腐败分子，这就是我们‘中国式管理’的现代经典案例。
我们管理者知道，责任是什么；是你行使‘权力’时的‘上方宝剑’。当你行使‘权力’的时候，见到一个‘宝剑’就在自己头上高悬；你能不‘胆战心惊’吗。为什么我们现在当官的不怕，就是因为头顶上没有‘宝剑’；所以才能肆无忌惮地腐败和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利’。如果我们每个当官的头上都有一把‘宝剑’高悬，我们能轻易腐败或玩忽职守吗。
我们国资委总为我们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说话，说他们的收入不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职业经理人的收入水平。却不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哪些与职责有关。我曾分析过一位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百分之六十的时间是在酒桌、舞厅、赌场和洗浴城里度过的；还有百分之三十是在作报告和开会，剩下的时间就是批文件和下基层；这样的国有负责人能对企业的经营产生效益吗，肯定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个企业却牢牢的控制在他手中，因为下属的事无巨细都必须晚上或休息到他家中汇报请示；他只需要想当然地指挥就行了。出了问题，他当然会拿下属问罪；而出了成果，自然是全部归他的呀；这就是我们现代企业的‘中国式管理’。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发达国家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决策失误，决不将过错转移；这就是国外职业经理人经常下课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那就是‘生意不好整柜台’；实际就是向下追究责任的意思，所以我们才从上至下没有‘引责辞职’之说；全部是上面追究到哪一级，那一级就成了替罪羊；所以我们出了问题不是找原因，而是往上跑关系；这就是‘中国式管理’。
我的一位同学在某国政府机关当官，他说‘经常性地胆战心惊’；就是既要有创新，还要保证‘一方平安’；两者都要对他问责。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当官，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官，竟然当官如同找到了‘席梦思’；因为那里可以‘美梦成真’，却没有‘胆战心惊’的状况发生；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