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洛杉矶郊区的家里，95岁高龄的他走得很安详。在他的身边，有一起生活了68年的结发妻子窦瑞斯，还有他的4个孩子和6个孙子。
51年前，当彼得·德鲁克出版《管理实践》之后，现代管理理论才开始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也正因为此，他是管理学界公认的“现代管理之父”，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从21岁做记者开始，彼得·德鲁克作为记者、作家、顾问和教师的职业生涯已经跨越了75年，比很多人的一生还要长。他一生笔耕不辍，撰写了约40本学术著作，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明年1月，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将付诸印刷。
“大师中的大师”
在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有的美誉中，其炫目的称号无疑是“大师中的大师”，那些被称之为“管理大师”的人都对他推崇备至。这份“管理大师”的名单同样令人炫目，包括《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浦·科特勒、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GE前CEO杰克·韦尔奇等。
昨天，正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演讲的彼得·圣吉听到德鲁克去世的消息后，满脸的惊讶和震惊。他回忆起六年前德鲁克90岁生日时和德鲁克见面的情景，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他的睿智和知识渊博在当前的管理学者中无人能及，他是一个非常谦虚和蔼的人，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
“他曾经做过记者，加上他具有欧洲的学术背景，这一切都使得他的视野非常开阔，对事情的看法也颇具洞察力，这一点在当前越来越细分的管理学术中尤显珍贵。”彼得·圣吉说。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无疑是这一领域最关键的人物，他第一次提出：勤勉和负责任的员工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开辟市场和革新对企业来说，比财务状况要优先考虑。他还要求企业管理者要善待和尊重员工。
“他对美国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米尔斯（D.QuinnMills）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企业如何架构，企业高层对他们管理者角色的思考，这些都是从德鲁克而来。”
米尔斯也在德鲁克90岁的生日聚会上见过他。“那时候，他已经非常虚弱，很多时间是在轮椅上。”米尔斯说。
GE的前任CEO杰克·韦尔奇承认，德鲁克的一个有力提问帮助他理解怎样去重新架构通用帝国，也将他塑造成为美国最知名的管理者。
“德鲁克对我说，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你会现在加入吗？如果不是的话，你要做些什么。”韦尔奇在上周五晚上回忆说，“很简单，是吗？但是难以置信地有力量。”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主要兴趣在于怎样成功地管理一个制造业、运输或者零售业的企业。除了如何管理员工，德鲁克认为对于企业，最重要的就是顾客，企业最先应该考虑的不是自己作为一个组织，而是顾客，这是所有企业和组织的基石。
“他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好。”米尔斯说，“他非常善于确认首要和原则的东西，对企业要有顾客的定义也是开一代风气先河。‘如果你没有顾客，你就没有企业’，这是德鲁克说的。”
西方媒体对彼得·德鲁克也是推崇备至，其中以《哈佛商业评论》最具代表性：“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
“旁观者的历险”
在他85岁那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旁观者的历险》。他认为，他一生从事过的职业，包括记者、作家、顾问和教授的身份都是“旁观者”，“旁观者主动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管理者也是如此。”
1909年，德鲁克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祖籍为荷兰人，其家族在17世纪时从事书籍出版工作（“德鲁克”的荷兰语原意就是“印刷者”）。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高中毕业之后便去英国的商行做实习生，并于1929年后在伦敦任新闻记者和国际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一边半工半读，并于193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1933年，因文章遭到纳粹德国查禁，德鲁克离开德国到英国伦敦，1937年又移居美国。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工业人的末日》，在书中他深入剖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荒谬性。1940年，法国沦陷后，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把该书列为英国军官学校的必读书，并在《泰晤士报》上撰文高度评价德鲁克的见解。
德鲁克曾在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任教20多年，并从1971年起在加州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并坚持写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米尔斯教授评价说：“他总是从欧洲和美国的背景来审视商务和管理。当他谈论和写作管理的时候，他心中既有欧洲也有美国，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德鲁克后来对亚洲的发展开始感兴趣。他预测到上个世纪70年代会出现大的通货膨胀，日本制造业将会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
“从任何角度上来说，他不是只在思考美国的企业。”米尔斯说。
“我很想再去中国看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德鲁克的著作来到中国，恰好被当时的张瑞敏看到了。一开始他本来以为国外的管理学者的学说不适合中国，但看了德鲁克的著作之后便立即被吸引住了。他开始成了一个“德鲁克迷”，到处收集德鲁克的著作，并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运用到海尔的公司管理中。
张瑞敏非常喜欢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并为该书的中文版作序。在序言中他这样说道：“看他的书是一种享受，因为常常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这本书我更是爱不释手，不知读了多少遍，常读常新。尤其是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和全球化竞争的困惑时，总能从他的书中获得新的启示。”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赵曙明教授是彼得·德鲁克的学生，他把德鲁克的中文著作陆续地引进到中国来。“很多管理学家，要么在学术圈里得到认同，而在企业实践者中没有市场；要么在企业实践界有影响，但是学术界却认为其故弄玄虚。但德鲁克先生是不同的，他的影响是跨越时空、地域和界限的。”
德鲁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很关注，他曾对赵曙明说：“80年代我曾经到过中国，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功应该也有很多特有的东西值得总结。我很想再去中国看一看，但现在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德鲁克曾讲过一个寓言，用这个寓言来形容他的一生也许正合适。公元前440年，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被委任雕刻一座雕像。当菲迪亚斯完成雕像，雅典市的会计官却拒绝了对他的支薪。拒绝理由是他把雕像的后面雕刻得和正面一样美丽，“没有人能看到这座雕像的背面！”
菲迪亚斯当时反驳说：“你错了！上帝会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