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检测全国专业与非专业运动员兴奋剂情况的唯一单位，却因工作性质而选择刻意低调，鲜有新闻报道，鲜有业外人士知晓。北京奥体中心的东门进去右拐，穿过一片有些杂乱的练车场，原本有些神秘的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出现在眼前。
刚组建时研究员“以身试药”
“资料上说得不准，检测中心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组建的，那时才开始筹备的，主要是为了亚运会，按照规定，承办洲际运动会，硬件上的要求就包括拥有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负责人赵健微笑着告诉记者。
负责筹建检测中心的，是上海人杨天乐教授，解放后不久被派往匈牙利，并在那里获得了运动生理学副博士（相当于欧美的博士）学位。在1984年亚奥理事会通过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决议后，杨天乐在1986年受命筹建中国的兴奋剂检测中心。
“当时不要说国家没有兴奋剂实验室了，刚刚开放不久，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兴奋剂是个什么东西！虽然1968年国际奥委会就已开始兴奋剂检测，但中国发现兴奋剂问题，其实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了，”赵健说，“筹建的困难很大，确实，我们严重缺乏专业人员。”
杨天乐教授想到了借人，“当时的十几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借来工作的，他们的关系都在中科院药物研究所。”人齐了，设备也有了，但最大的问题来了——没有标准阳性样本做实验！要进口，一来太贵，二是“有的样本有钱也买不到”。
最终，研究人员决定学习神农氏，自己“以身试药”。这样的代价是惨重的，也是令现在的人无比感叹的：众多研究员，都几乎曾上阵试过毒副作用很大的药，呕吐、抽搐、失眠、过敏，他们坚持呆在实验室观察反应，并做化验，严重了就往医院跑，抢救的、住院的，都曾在他们身上发生过。正是如此，在很快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阳性标本数据库。
从1986年到1989年，三年的时间，实验室从一无所有到能通过国际奥委会的几次预考，终于，在当年10月，实验室得到了参加资格考试的机会。11月9日正式开考，10个考试尿样检测，杨天乐和他的同事们将三年的艰辛都浓缩在彻夜未眠的紧张工作中，11月10日，主考官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惊讶地宣布：“全部正确！用时也是我所主考的所有实验室中时间最短的一个！”
1989年12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从此开始了至今为止连续16年的光荣之旅。
发展的艰难时刻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打响的第一炮相当成功，杨天乐教授十多年后仍清晰地记得“那是在通过认证后不久”，中国承办的一项国际排球(排球新闻,排球说吧)锦标赛中，中心检测出了一例“非常冷僻”的兴奋剂，这是他们报送的首例阳性，事后证明，检测结果客观精准。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1990年的检测量是每年165例，现在一年都要检近万例”，赵健说，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间也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而他们承受的压力，来自中国选手的频发兴奋剂丑闻。
“1994年在日本广岛出了大事，这是最最艰难的时刻，”赵健说。他说的是1994年广岛亚运会，11名中国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全部是奖牌获得者，其中游泳运动员7人。这在当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竞技体育以及兴奋剂检测的空前指责，“那时候在国际大赛上频出丑闻，甚至到现在有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余波。”
从悉尼奥运会前开始，中国兴奋剂检测力度加大，在加强跟国际检测机构合作的同时，也严厉打击国内的抬头势力。
全国都布有“眼线耳目”
在检测中心的实验室里，人不是很多。赵健介绍：“中心的人只负责检测，每天我们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在全国按照我们的名单去收样本。”他的意思是，这里是“总部”，而“眼线耳目”则分布在全国各地。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在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去除因公众的不了解而显得“神秘的”外衣，他们的工作流程其实简洁而严肃。“检查”跟“检测”是分开的，由运动医学研究所检查处决定检查谁，随后开出取样单，由拥有检查官资质的检查官或者志愿者收样后，跟检查处完成交接，检查处在尿样瓶上编号送到检测中心实验室，随后是检测、公布结果。“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每天都是检测啊，像国家的任务，每天都要检十几例，”赵健苦笑着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故事来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反而是大家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他们喜欢打的比喻，是“游泳池与糖”的关系，“以前检测的精度是一个游泳池里能检测出一匙糖，现在是五个游泳池里有一匙糖都要给检测出来！”
“主要是在下面帮我们收样本的志愿者比较多，注册的检查官有二百多人，还有大量的志愿者，他们几乎需要每天去找样本，”赵健说，也只有去找运动员收样本的时候，这些检查官“才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威武，掏出检查官证件晃晃，要求对方配合。”这些志愿者，以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居多，另外还有不少是医生、教师、律师，不一而足。